想要的太多了，而又力所不及，就很容易造成浮夸与浮躁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什么是大学教育的根？
陈平原：说到底，大学教育的关键是“人”。现在叫“教书育人”，古时候叫“传道、授业、解惑”。这应该是整个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但因为“育人”的效果怎么样不太好量化，评价起来比较麻烦，今天就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大学的功能，其实就是在一个很好的精神氛围中，不同世代的人进行诚挚的对话，传递专业知识，并共同寻求真理。当然，还要努力培养学生们合作的精神、向善的意志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解放周末：现在很多老师基本上是到时间来上课，下课夹包就走。他们只在授业，传道和解惑的环节越来越少了。
陈平原：教育讲究“熏陶”，除了课程设置，还得靠整个校园文化，靠教授们的言传身教，让学生们知道如何治学、如何做人。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现在似乎被遗忘了，连搞教育的也都热衷于“多快好省”。如此急功近利地苦干蛮干，短期看效果很好，长远看后患无穷。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即将消逝的风景》。说的是，那些学养丰厚、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学者，是大学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当年我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求学时，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风景。老教授们在校园里闲谈、漫步，望着他们的身影，你会特感动，觉得这校园很有文化。
对于学生来说，在大学念书，不仅阅读书本，也阅读教师。而现在的大学校园，教授们来去匆匆，忙着做课题、写论文，或者眼睛长在头顶上，随时准备下海或另谋高就，还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学生的喜怒哀乐、得失成败？
解放周末：校园因此少了很多风景，多了不少浮躁气。现在校园问题也接二连三，比如让人痛心的大学生自杀、杀人等事件，是不是也和校园刮起的这股“浮躁风”有关？
陈平原：全世界的大学都会有不测事件。问题是用什么办法，尽可能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特别感慨，大家都在说今天中国大学的“氛围不好”；但想出来的办法却仅仅是“加强管理”。其实，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的很多大学里，从校长到教授再到学生，都显得过度亢奋，缺乏脚踏实地、不卑不亢、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挪的意志与精神。想要的太多了，而又力所不及，这就很容易造成浮夸与浮躁。
当然，我能理解，身处一个急遽变化的时代，不光是大学，有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像一个热气腾腾的工地。我们在不断地开弓、射箭，这是好事；就怕过度亢奋，很快就成了强弩之末。有志向是好事；但想“多快好省”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我看来不现实。
对于观察家来说，大学何尝不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投影呢
解放周末：有人说，我们的大学培养出了很多专家；但不少是“砖家”。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陈平原：现在我们国家每年培养的博士人数是全世界最多的，超过了美国。不仅是招生人数天下第一，毕业人数更是遥遥领先，因为我们的淘汰率很低。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除了中国的大学规模在迅速膨胀，最关键的还是用人单位对高学历的迷信。其实，很多工作岗位不一定需要博士、硕士。你看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商业精英、公务员，大部分都没有博士学位。日后做出成绩，被某大学授予名誉博士，那是另一回事。一方面是莫名其妙的“博士热”，另一方面则是过早的专业化，导致我们的很多专家，有学问但无见识、无趣味、无人情。如此“货真价实”的专家，不见得真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
解放周末：您是一位文学史家，可十多年来，您却从事着大学教育的研究，出了好几本书。为什么对大学教育这么感兴趣？
陈平原：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逐渐深入的研究中，我发现小说形式及欣赏趣味的转变，与清末民初整个教育制度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我开始关注科举制度的取消以及现代大学的崛起。当然，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契机——借讲述与阐释“老北大的故事”，进入现代中国大学史的研究。在我看来，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最好能兼及大学教育。因为，政治思潮、文化生产、文学潮流等，都和现代大学的兴起与演进息息相关。
解放周末：您把中国大学当做观察和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陈平原：是的，关注大学校园，也是关注当下的中国。我们的大学一方面浮躁不安，另一方面生机勃勃。正因为在蜕变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思考中国大学到底该往哪里走，参与其“寻路”的努力，说不定能发挥某些作用。另外一点同样重要，大学的迷人之处，不在于它“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对于办学的人来说，你不理解国情，你就无法“办好”大学；而对于观察家来说，大学何尝不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投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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