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由头：在近期的反腐斗争中，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挖就成串的腐败窝案越来越多，其中既有政府部门各级官员，也有国有企业管理层，其涉案人员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罕见的。人们在震惊之余，不免会提出很多疑问。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在反腐败极受重视、力度不断加大的前提下，政府与国企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腐败窝案？其原因究竟是什么？今后的反腐败工作究竟应该怎样改进？
近来备受关注的腐败窝案
中石油“地震”
从8月底开始，中石油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贪腐风暴，相继有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等四位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并免职。9月1日，这轮反腐大戏再掀高潮：原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中石油集团原董事长蒋洁敏亦告下马。这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个中央委员。此次中石油的“地震”，是史无前例的“老虎”窝案。中石油反腐风暴，给现行的央企管理体制和央企高管的任命制度敲响了警钟。
铁道部腐败窝案
今年7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审被判死缓，他落马后牵出铁道部一系列腐败案。在铁道部窝案中，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罗金宝是最先落马的官员。罗金宝被免职后，2011年1月初，丁书苗被正式调查。刘志军之后，以“协助调查丁书苗案”而被带走的官员还有闻清良、杜建华等。自此，铁道系统高官落马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
湖南药监腐败窝案
今年5月，湖南省纪委和湖南省检察院联合通报了一起湖南药监领域腐败窝案。这桩窝案涉及11个职能部门，共有26人受处分。据了解，现年58岁的湖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刘桂生，在药监局任职期间，非法收受贿赂82万元。在这起腐败案中，一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20件共26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4人，几乎覆盖了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领域各个环节，涉及11个单位和部门。
……
中石油腐败窝案被查处后，国人在惊叹之余，有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反腐犹如捣蚁窝，捣了一窝生一窝。一个地方出现腐败窝案之后，被大力查处，换了一茬领导，又形成新的腐败窝子。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说明它的形成有一种深层的、复杂的政治机理。
最高层权力控制网络出现了松解
中国的政治体系总体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网络，最高层的权力之手可以通过中层的传送带，直达基层的政治过程。这个体系内的各种政治单元，都被要求服从最高层的意志，这种意志中包含了不得腐败的内容。然而，这种意志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甚至遭到了集体性地违抗。这说明权力控制网络出现了松解，导致最高层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贯彻自身意志的能力。这种松解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种权力控制网络成形于革命战争年代，它以党为核心，形成党、政、军三个相互关联的权力板块，并延续到和平建设年代。在革命战争年代，它的有效运行主要是解决党军关系问题，那时主要通过“党指挥枪”的原则解决了军队中的山头主义。在和平建设年代，它的有效运行主要是解决党政关系问题，主要原则是“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上述原则主要处理的是横向权力控制问题，在纵向控制方面上，两个时代都是依靠党组织内部“下级服从上级”原则来实现的。
无论是横向的服从，还是纵向的服从，既是方向性的，又是具体性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战斗任务来强化着这种“服从”效果。网络中的上下左右都认识到，如果没有这种服从，那会直接地带来战争的失败，生命的丧失。在和平建设年代，起初也是模拟战斗任务来完成生产任务，但由于生产任务的量大，并具有弹性，完不成任务所带来的直接效果不像完不成战斗任务那么严重，因此，“服从”的必要性和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如果上下左右的权力主体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服从”的惰性，那么，权力控制网络就会出现松解，事实也的确如此。
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自上而下的命令负担越来越重，自下而上的“服从”惰性也越来越强，整个权力网络出现僵化，运转不灵，就像一架生锈的机器，运转速度逐渐地慢了下来。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最高层于是就想通过一些非常规的运动来除锈润滑，但只能维持比较短的时间。而且运动本身也对权力控制网络起着破坏作用，文化大革命差点摧毁了这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