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习主席中亚之行
中国进入战略“东西平衡”新阶段
南方日报：日前，习近平主席对中亚四国，即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通过此访，中国与中亚五国全部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并达成了很多重要协议，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您怎么看习主席此行？
金灿荣：首先我们要评估中国对于中亚国家的意义是什么。近年来，在我们和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聊天的时候他们总想和你聊英文，但是英文总是说得磕磕巴巴。而如果找来俄语翻译，他们就能聊得很好了，而且马上放松下来。这种表象的背后有着政治和文化原因：一是，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们在政治上更加认同美国的价值观，想与西方接轨；二是，在文化上，他们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而中国之于中亚的意义，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方面，目前，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以外，其他四国的第一贸易国都是中国。此外，近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发生了骚乱，政治不稳定，而中国稳定的政治局面及其政治模式，让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很羡慕。因此，在治国理念上，中亚国家也想向中国学习。政治上的吸引力加上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产生了一个社会效果就是，这些国家中，学习中文的人数增加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了学习英文的数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主席此行在中亚几国都获得了很高的礼遇。
南方日报：当前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在战略上“西进”，您认为，目前中国重视拓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在“西进”吗？
金灿荣：目前，中国的战略的确在微调。我也注意到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但是“西进”一方面，很可能会让俄罗斯、印度、伊朗、土耳其不高兴；另一方面，也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与精神。所谓的“西进”还不如用“东西平衡”这样的词来描述更加准确。以往，中国的经济发展重心一直集中在东部，而外交的资源也重点投向了东部，以维护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目前，中国正在进入均衡国内发展的阶段。因此，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大对西部的投入非常必要。而外交投入也要同时增加，以保障西部经济发展有一个更好的国际安全与合作环境。比如，这次习主席提出与中亚国家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能源俱乐部”都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密切国家间联系。可以说，中国外交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东西平衡”的阶段。不过，因为中国的力量很大，所以这一“平衡”，引起的震动也就会很大。
展望未来十年世界六大挑战
莫承担更高级别政治领域国际责任
南方日报：在这样的一个相对长的时间里，中国应该着重应对哪些挑战呢？
金灿荣：我认为，未来十年世界将面临六个方面的挑战，而中国也相应地会受到这些挑战的影响。
第一个挑战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25年，整个世界经济可能处在下行周期，而且很难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势头恐将停滞，贸易保护主义将上升，对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摩擦，这对我们的经济是非常不利的。于是，要求中国的生产方式要变，以往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
就在经济下行的同时，我们还将面临政治动荡增加的压力。这就是第二个挑战，全球政治觉醒。由于城市化、教育普及、中产阶级扩大，特别是由于因特网的出现，全球各地人们的政治积极性都发动了起来。中国目前一些群体性事件背后也有这样的逻辑。所以，未来中国一定要重视维护内部的稳定。
这两大挑战决定了中国当前发展的外部环境比起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要差一些。
第三，未来主要大国都以处理内部问题为优先，所以，它们实际上都会成为内向化的国家，外交上都不太愿意承担责任，绝对一点讲就是各个大国都有点孤立主义，都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且在各个大国内部现在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主要大国的领导力减弱。
第四，中等国家群体性崛起。这既带来了希望，又带来了问题。像中国周边的韩国、越南、印尼、巴基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都算是这类国家，都很重要，本身有一定力量，位置也很重要。他们现在群体崛起，这个崛起带来的好处就是有时候在全球问题上它们可以贡献一点力量，坏处就是没有管理过全球事务。这给我们外交提出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好与中等强国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处理好以上几个国家的关系。
第五，全球力量重心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欧洲到亚洲。这就带来国际政治上的后果，新兴国家有时候会过度自信，特别是中国。老的传统守成国家会变得不自信，变得很敏感。在这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姿态上要尊重他们。
第六，全球问题在继续突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我认为，承担责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量力而行，不接受超过自己能力的要求；二是从非政治领域着手，比如扶贫开发、打击海盗、打击毒品走私等等。更高级别政治领域最好不要参与，像中东这样的地区，最好不要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