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官员理想类型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对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忠诚代替了对封建君主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人民利益的追求覆盖了对“爱民如子”教条的遵循。更重要的是，原来必然产生的制度性矛盾在官民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退隐，这使得清廉官员队伍的出现不仅成为必然要求，而且在建国后长时间内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
“高大全”的宣传模式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中央与地方各级部门均涌现了一批优秀党员干部，他们也成为宣传阵线上的一道鲜明风景。梳理这些报道，可以看到一些共通之处：他/她们最首要的品质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为忠诚；其次是以人民的福祉为主要诉求（无论具体体现为治理自然灾害、发展教育与医疗，还是处理积案与维护治安）；最后是为此可以牺牲个人利益（包括安逸的生活、家庭团圆、健康乃至生命）。作为直接表现即是其个人生活极为廉洁自律。可以说，在这些优秀干部的事迹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她们将公义置于私利之上，其不仅是有才干、有能力的官员，更是道德上的楷模乃至“完人”。不过，事实中虽然对模范人物的宣传报道一直讲求细节和真实，但实际上塑造的仍然是毫无瑕疵的完人，而也只有这种最纯粹的理想人物，才能符合老百姓最普遍的期待。从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到牛玉儒、郑培民、王瑛、沈浩、杨善洲等优秀干部的宣传报道，均体现了类似的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代优秀干部的宣传报道与古代的清官传说在叙事结构上有非常接近之处，它们直指底层民众的心理需求，为之提供希望、信任和有权力保护的安全感。不过，古今清官文本也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即当代的优秀干部与古代清官的使命和命运均有不同。后者是作为制度的弥补者出现，天生带有悲情色彩，往往穷其一生与看得见的贪官污吏或看不见的官僚制度而抗争，前者则是制度中涌现出的必然产物，虽然个人命运令人动容，却显得与历史潮流若合符节。
由此，两种清官叙事的产生与解读脉络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差异。从传播者来说，现代优秀干部的报道往往不是自下而上、从民间生长出来的，而是由宣传部门主动选择、制造和传播开来的；从受众来说，底层民众固然是主要的阅读者，但广大官员群体也是重要的宣传目标，他/她们被寄望于从模范干部的形象中获得自身素质培养的材料。就此而言，现代优秀干部报道的教化意义远大于古代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