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甘肃省定西发生6.6级地震，岷县永星村党支书包供同在挖出妻子后没有选择陪同其前往医院，而是继续留下组织抢险救灾，其妻最终在去往医院的路上去世。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他的事迹，并冠以“最美村官”之名。然而微博上却因此引发热议，有的网友表示，不能理解这种不顾亲人的行为。无独有偶，2013年5月，在央视启动的“寻找最美村官”的活动中，仍然有评论直指得了癌症不去接受治疗仍坚守岗位的村官，称“什么时代了还在做这种‘高大全’的宣传”。
类似这种“主流宣传”和“网络民意”之间的裂痕，已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状况和不得不反思的现象。进入21世纪之后，一方面官员群体逐渐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另一方面web2.0带来了民意聚散的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官员形象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冲突，极易造成两个极端。一种极端是塑造“完人”式的官员理想形象，神化其一切行为；另一种极端则是对官员进行“污名化”，否定一切高尚精神驱使下的举动。原因何在？实际上两者为刀之双刃，恰恰是前者理想的破灭导向了后者的愤世嫉俗。
中国文化中的清官模式
中国文化对官员的评价有两个关键点，即公与私：于公，要为民造福；于私，要清正廉洁。这两者的交集，则形成了“神化”的官员理想形象。
中国历史上，清官不仅是百姓伸张正义之所系，更是儒家思想结晶之所在。《礼记》中教导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谓深入人心，其构成了古代儒家思想对君子人格的核心序列，也成为对官员素养的核心要求。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为民谋福利，另一方面持身甚正、清正廉洁。民间广为流传的屈原、狄仁杰、包拯、于谦、海瑞、于成龙等官员无不符合这两点，蕴含着民意之所向。
换言之，民众心目中的好官必须同时是道德楷模，如此方能确保其“为民做主”。封建时代的清官往往容易与贪官、君主乃至封建官僚体系本身发生冲突，于是受谗、遭贬、不得志便成了好官们的常态。这种矛盾也成了怀抱理想的官员们的普遍苦闷。泛舟江湖、归隐林下，则成了不得已的选择。或以“居庙堂之高则思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自叹，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自我宽解。可以说，居庙堂的清官与在江湖的侠客，实质上是一体两面，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两种理想人格类型，也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核心的精神寄托。
流传至今的“清官”故事或出于文人之笔，或出于街头艺人创造，或于史有据，或纯属杜撰，却均指向广大黎民百姓，以其为主要受众。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即是在一个阶级矛盾普遍存在的社会中抚慰着受压迫者的心灵。它使得底层民众拥有了一种朴素的信仰，相信天道得存，最终会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惠及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