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较直率地评价一下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仍然存在的和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实际上是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他们自己在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它垮台；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立：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
有上述这种反思之“破”而后，我们还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更开阔的、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
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
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无非是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互动。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和人的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这样的认识落到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缓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大之后新一轮改革能不能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通、越走越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