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0日同出席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进行了对话交流，李克强表示：“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放缓的情况，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下行压力较大。”
的确，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也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往前看，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在“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如愿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使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使强调多年的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成为现实。而相关分析认识现在指向一个人们无法回避、议论纷纷的问题：为使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得到理论创新之光的烛照引领。
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提出了从供给端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在此简要勾划一下：我们所表述的“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是特别强调了什么理论创新，我们的“理论研究”所联系的“实际”具体落在什么样的系列化基本政策主张之上。
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中国梦”历史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破：对经济学理论现有成果的反思
首先说“破”。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需反思。
我们已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不同角度，都有很大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确又不容回避——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贡献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解决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后一方面的重视程度提升不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