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变种与世界大势
如果说第三波民主化中夹杂着的民族分裂主义使得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呈现史无前例的复杂状态，而在“阿拉伯之春”中宗教势力的活跃应该是让自由与民主关系的复杂性空前绝后了。在早发达国家的自由与民主的博弈中，博弈主体是阶级，即富人与穷人，这其实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利益纠葛。即便如此，其所带来的国内冲突和治理危机也是此起彼伏，在应对一场又一场的危机中才有今天的模样。这是在国内政治意义上所言。在国际关系意义上，一条主线就是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史：自由是西方国家通过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而建国并压迫、剥夺其他国家的历史，而各民族的反应性自卫即自决史、解放史、独立史，完全可以看作是世界民主史的一部分。只不过西方人不会这样写世界民主化历史，世界近代史书写者或因智慧上的局限、或因政治上的需要而只是按自由主义的套路建构民主史，被殖民化的中国社会科学也只能沿着自由主义的路线图而牙牙学语。无论如何，对于早期发达的西方国家而言，自由与民主的关系，绝非今天自由主义理论家所说的“自由民主”的一致性，正因为二者不是一回事，近代世界才有如此多的冲击与回应、血与火的交替。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民族分裂势力不是财产上的范畴，而是建国问题，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即民主运动催生民族主义、民族运动抬高民主运动，如法国大革命与德国知识分子建国主张的关系，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也可以视为苏联所推动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在民主化大势下，民族分裂主义借助民主化运动，表现为“民族民主主义”，变成一种撕裂国家的力量，因而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演变为自由与“民族民主主义”之间的较量，后者足以完胜前者。事实上，苏联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中撕裂国家的首先是民族民主主义。
到了“阿拉伯之春”之际，自由与民主的张力表现为城市中产阶级自由派与以部落或乡村为阵地的宗教势力的关系，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其实可以视为“乡村平等派”，但是这个平等派却是伊斯兰主义甚至是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平等派，因而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演变为自由与“伊斯兰民主主义”的关系。在这种情势下，在竞争性选举中，伊斯兰民主主义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败城市自由派。
这样，从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到第三波民主化，再到今日之“阿拉伯之春”，“自由”几乎是不变的，变化着的是“民主”，民主不再仅与简单物质意义上的富人和穷人阶层相关，民主已经成为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政治的旗帜。至此，可以看到，由自由与民主而演绎出的世界史，到了后冷战时代已经夹杂甚至让位于古老的政治元素即作为部族政治特征的民族分裂主义和中世纪神权政治特征的教派政治。
历史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就是这么矛盾但又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因为历史是具有连续性而又充满张力的矛盾体。“必然的普遍性”总是持特定历史观的人所建构出来的，历史本身既是客观存在又是主观想象，因此历史事实又可以看作是一部观念世界。有了这样的历史观，或许我们就更释怀些，为什么从神权政治下走出来的世俗化世界，即自由与民主，又复活了前世俗化世界的政治态势，或者说前世俗化政治为什么再次裹挟了世俗化政治？事实上，不仅目前正在转型国家的政治把这种充满矛盾的观念世界演绎得淋漓尽致，那些已经民主巩固的国家，如印度和菲律宾，同样在用现代政治形式即民主来固化甚至强化着古老的政治社会结构。民主在菲律宾强化的是封建世袭制，民主在印度固化的是种姓政治。看来，即使存在所谓的意味着先进的“必然的普遍性”，“普遍性”下面依旧是顽强而古老的“特殊性”。这种历史观不论对错，至少会使人对待现实和未来更审慎些，而不是盲目甚至不失鲁莽的乐观。
想起历史和未来，不但乐观不起来，甚至不得不有些悲观。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的战争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灾难亦是更多，原因何在？国际社会的不安全固然与基于自由财产权的美国式霸权主义相关，全球重新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全球失序也是不容回避的原因；而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则是前述的民族主义的复活、宗教冲突以及国家之间的历史积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在讲民族之间的恩怨和冲突。战略家们是有共识的，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北非、西非、中东、波斯湾一直到南亚、西亚甚至是中亚，全球潜在冲突区域的范围不断扩大；尤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建立在民族意识或者极端宗教主义基础上的民粹主义推动的区域战争，更有可能在大范围内爆发。这就是自由与变种后的“民主”所预示的世界前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理论的反思与重建》（10xnl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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