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平等取向的民主化PK不平等的自由化
对于很多国家和观察家而言，第三波民主化不但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民主，反而是“民主的回潮”甚至是“政治衰败”；民主不但得不到巩固，即使巩固了的民主也难以实行有效的治理，因而是英格尔哈特所说的“无效的民主”。原因何在？这无疑是西方人的政治焦虑。民主化涉及诸多因素，诸如国际-政治-社会-经济等硬力量和利益-观念等软力量及其所构成的变量组合，本身是一场制度突变或制度演化的过程，只有在制度突变或制度演化的过程意义上理解民主化，我们才更有可能接近故事的真相。
对于很多转型国家而言，第三波民主化属于制度突变，尽管突变背后有长期的制度演化发生。被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化是政治运动，是一种政治突变；而第三波民主化中转型国家的政治突变与经济突变，即198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产生的轰轰烈烈的市场化、私有化等自由化运动同时发生。当政治突变与经济突变撞击在一起时，结果会是什么呢？
这需要回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本义。政治民主化就是一个大众追求平等化的过程，其中一个具体的平等形式就是一人一票。欧洲的民主化也是如此，其标志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权。与第三波民主化不同的是，欧洲的大众平等化运动是经济自由化的产物，即时间顺序上的先自由化后民主化。这样，以平等为诉求的民主之锚泊定于自由化之中。常识是，经济自由化需要宪政、分权、自治等根本性制度框架的前提性存在；或者这些制度框架是经济自由化过程的结果。这样，虽然民主化与自由化也有重大冲突，比如西方普选最终到来，但是获得平等选举权的大众并不能突破或者不遵守作为自由化前提的或者由自由化结果的制度框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二重人格。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带头学者日瓦斯基（Adam Przeworski）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原来指望通过普选而占据议会，通过阶级立法而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因为阶级立法必然会有损企业界、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会用脚投票，由此导致的经济下滑会使社会主义者在下一次大选中落败，最终无法实现理想中的阶级立法和社会主义。一句话，围绕自由化而固化的制度矩阵使得获得平等权的大众只能“安分守己”，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事实上存在政治合法性问题而大家都不去谈这个话题的根本原因——谈也没用。
在时间顺序的意义上，第三波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同时发生，而且都是突发性制度突变。作为治国理政的新自由主义，核心就是“三化”：财产所有权私有化、经济体制市场化以及国家作用最小化。这些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即放任自由主义的再版，但古典自由主义是发生在国家秩序底定、法治规则牢固的框架内；即便如此，放任也带来人类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比如两次工业革命后的悲惨英国、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很多转型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更是一副典型的江湖医生的药方。
其实，在没有共享观念如法治的前提下，新自由主义无疑就是丛林规则（自由化），这对于获得了平等选举权的大众（民主化）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看看发生在俄罗斯的故事吧。且不说在自由化与民主化运动中民族分裂主义如何撕裂了苏联，民主化解构了苏联而出现了俄罗斯，那么，突然民主化了的俄罗斯又是如何治国的？
视新自由主义为圣经的“圣彼得堡帮”盖达尔和丘拜斯对新自由主义的“三化”国策照单全收。在经济结构转轨最需要国家干预的时候，政府首先取消了除燃料价格以外的所有价格管制和国家指令（1992年），同时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政府支出从1991年所估算的占GDP的47.9%，掉落到1992年的占GDP的38.7%，1993-1994年的35%，1995年的26.9%，甚至低于美国的34.5%的水平。
在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改革的同时，盖达尔政府大力推动私有化改革。“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丘拜斯的全部理念是，把俄罗斯的工厂白白送人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把它们转移到私人手中。在缺少原始资本的条件下，为了加快私有化，政府决定将有偿私有化与无偿私有化结合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是私有化第一阶段（1992-1994）实行无偿的“全民私有化”即“职工私有化”。多数股权落入职工手中，因为股权可以流通，一些企业经理就以不发工资或其他手段而迫使职工向其低价出售认股权证，全民私有化因而成为企业经理敛财的手段，2/3的中型和大型企业控制权落到原来的管理人员手中，从而形成了多数贫困阶层并造就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因此，“全面私有化”非但没有为新政权提供新的阶级基础，反而使多数贫困阶层迅速成为现政权的反对者。
自由化和私有化没有带来预期的稳定化和经济增长，相反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在休克疗法以后的4年里，GDP下降了42%，工业生产下降了46%。与之相较，美国在大萧条的4年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0%，而俄罗斯的衰退居然超过美国。与此对应，1992年工人平均实际收入下降到1990年的68%，到1995年下降到1990年的48%。因为生存危机，1992-1995年间人口均为负增长，死亡率大增。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最好的俄罗斯，经济表现最差，经济持续恶化，到1998年成为前苏联东欧地区唯一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
休克疗法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根本性地改变了俄罗斯的阶级结构，也迅速改变着既定的政治生态，形成了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总统与代表多数人利益的议会之间的持续冲突，直至1993年10月流血事件，叶利钦武力围剿议会。
经济持续衰退使叶利钦的政治基础受到动摇，民意支持率不到5%，最低时只有3%。但是因国内财政之急需，在1994年7月到1995年底，俄罗斯实行了第二阶段的私有化即财团私有化。鉴于第一阶段私有化的问题，国会通过了禁止私有化的法律。但是寡头们设计了规避法律的私有化即著名的“抵押拍卖”(pledge auctions)。通过内幕交易的抵押拍卖，将俄罗斯最有获利能力的几个巨型国有企业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拍卖给几个财团，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七财团寡头”，它们和其他金融工业集团一道，控制着50%的俄罗斯经济。
即使在英国的《金融时报》看来，这场交易也不是市场化行为，而是一场程序合法的公开掠夺，而寡头们之所以能够掠夺国家财产，是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对官僚体制和财产有完全控制能力的政府，而是一个极度衰败的国家，这个国家既没有能力行使征税这样的基本国家职能，也无法依靠其强制力保持对其财产行使政治或经济上的控制力。
叶利钦把国家资产送给财团寡头，寡头们则把自己的政治支持给了叶利钦。在1996年大选前的4个月，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5%，无法和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相提并论。1995年12月的国会选举意味着，叶利钦几乎没有可能赢得大选。正是寡头们利用其控制的全国性媒体和雄厚资金，最终让叶利钦成功连任。
叶利钦赢得了政权，但却输掉了国家，人民输了。在1998年叶利钦行将结束任期的时候，与1990年相比，俄罗斯GDP下降了50%以上，居民的平均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下降了40%，生产和人民生活下降的幅度在独联体国家中是最大的。更为重要的是，叶利钦的俄罗斯是一个只有“民主”而无法制的社会，更谈不上法治。俄罗斯重蹈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一个高度依附性国家必然伴随着治理危机，甚至是国家的失败。到叶利钦后期，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已经没有人不再承认俄罗斯转轨的失败。
俄罗斯转型失败，实际上是民主化输给了自由化。深受自由化之苦的大众最终呼唤“王者归来”——普京。普京的出现意味着大众用普选权打败了自由化、或者至少遏制了自由化，用民主找回一点尊严，但是没有自由的民主最终是什么样呢？
俄罗斯转型中民主与自由的血与泪的故事并不例外，南美的政治怪圈事实上也是一样：民主化催生自由化→自由化侵害大众权益→大众政治民粹主义化→呼唤普京式-查韦斯式“威权政体”→压制自由化或者导致经济衰退→人民不满而呼唤自由化……
如何安顿躁动的自由之心脉，又如何抚慰不安的民主之灵魂，让自由与民主成为和谐共处而不是相互伤害的一个“心灵”，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课题大挑战。以“竞争性选举”为根本标志的“自由民主”理论不是好的答案，俄罗斯以及其他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故事本已给了否定性回答。遗憾的是，悲惨的故事并没有结束，第三波民主化余波未了，有“第四波民主化”之称的“阿拉伯之春”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