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新的研究、新的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2014,我们更需要新的视野。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媒体乃至学界时有批评之声，认为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言论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施加了很大压力。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副教授宋铮的论文《中国式增长》，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和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外贸失衡、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真正原因。同时回答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绝不是中国外汇储备高企的原因，有力地还击了对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他的这一文章发表在经济学界顶尖的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并且从投稿到录用只用了16个月，而一般该刊物录用论文的周期为24到36个月。与宋铮合作撰写该文的是美联储经济学家Kjetil Storesl etten和苏黎世大学教授Fabrizi o Zi l i botti。
就在上个月，宋铮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出色研究，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可以算是孙冶方经济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可说是宋铮多年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总结和展望。
近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最明显的就是很少有人再强调创建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了。
作为一名经济学后进，探讨这样大的题目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已经超越了纯粹经济学研究的界限，所以斗胆写些个人感受，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国际比较方面来说。如同其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类，思想型和学术型研究。直到50年前，思想型研究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最近50年来，学术型研究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全部。
学术型研究又可大致分为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技术导向型研究。问题导向型研究包括以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推动力的研究，而技术导向型研究包括以数据和方法为推动力的研究。举个例子，最近几年涌现了一批研究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成果，其中大都属于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也有一部分属于技术导向型研究，立足于新方法的开发或新数据的整理。当然，技术型研究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体问题。但这类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层面上的优势。
经济学的主体是应用学科。无论就高质量成果的数量和影响力而言，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都占据主导地位。理论问题导向型研究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基础，技术导向型研究则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重要补充。这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基本架构。
中国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点。20年前，中国经济学以思想型研究为主，针对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成果。近2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伴随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
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完成学术语言的转型，这是全体中国经济学家值得自豪的成就，老一辈学者的宽容和支持尤其值得称道。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还在强调创建所谓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
“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但是，在充分肯定这一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些不足的地方。虽然有些吹毛求疵，但我相信客观的批评是继续前进的动力。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技术型研究稍多了些，其中有用新的中国数据做中国问题的工作，也有用新的中国数据做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工作，还包括用新的理论模型来重新阐释一些中国问题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相对少了些，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虽然有不少探讨，在各类媒体上各式各样的观点看法也层出不穷，但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