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变相的“洗脑”，“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更有倾向性。而中国需要的经济学研究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
危害更大是变相的“洗脑”。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
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学术界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绩效相对下降的结论。要发表违背西方主流观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我感觉有些学者先验地排斥国有企业绩效提升这一发现，觉得一定是哪里出错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有企业绩效是否确实有所改善，而在于学者对各种可能性是否抱有同等开放的研究态度。不自觉地偏向某些观念，比如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对一些确实存在的事实持有盲目否定态度，就是我指的被西方主流观念的一种“洗脑”。
前面说明了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各种问题，那中国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需要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呢？我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袁志刚曾经讲过，我们要做的事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对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概括。
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和方法是不分国界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本土化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也是用中国元素去丰富现代经济学。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是更高更长远的纲领。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和现代经济学中国元素的增加，我们不仅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也希望更多的国际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中国经济已经注定成为世界第一。但愿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问题成为最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实现这两句话呢？我觉得首先需要避免过分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提高研究质量的方法之一，它的特点是可以简单有效地甄别出那些采用非科学方法或者胡乱套用现代经济学的低水平研究。或许并非所有“好”的研究都可以发表在顶尖学术期刊，但顶尖学术期刊基本不会接受“不好”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标准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局限性，特别是认识到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困难。鼓励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延长考核周期，减低论文数量的重要性，都应当有助于年轻人专注大的、有趣的现实问题，而非解决那些美国人自己都不大在意的美国小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培养人才队伍。我总结了一个“四有新人”的标准：有独立思想，有现实意识，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全球的学术视野。老一辈学者在前两方面做得很好，而我们的优势在第三点。向前辈学习他们的独立思想和现实意识，并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是我们这代学者成功的基本要素。最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具备全球视野，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化。
（宋铮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