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差距不小。在美国，如果出现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般都能找到几位在该领域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现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成果。即便是全新的题目，也可以预期在几年内就涌现一批专业的人才和成果，比如前面提到的有关金融危机的工作。
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比如国内高水平经济学家的供给不足。一些学者虽然热情高涨，但欠缺系统训练和批判性思维，研究往往流于表面。我想强调的是，比较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从中央到基层，从经费划拨到职称评定，国内权威和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研究周期相对较长，对学者的综合能力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面对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权衡。做技术导向型研究要相对简单一些，时间短，成果发表的概率也有一定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生存需要让步。事实上，我甚至认为“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
需要明确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计算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高质量论文发表的本身就说明同行对这项工作的肯定。在过去的20年间，对高质量论文的重视是对中国经济学客观评价体系缺失的一种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是，我想同时指出，“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甄别背后隐含的负面因素。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难道有助于人类的福祉？
毋庸置疑，美国是经济学研究的高地。如果经济学是纯理论研究，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无疑有助于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但是，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涉及各类现实问题，不少具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比较特殊的大国，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用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美国问题或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这种局面是否有助于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已经讨论了中国投身于全球化的好处，现在来举两个例子谈谈负面的影响。
我在三年前访问台湾中研院的经济所，那里有很好的经济学家，有些堪称世界一流学者。在过去的十几年，管所长和彭所长推进的国际化取得了很大成绩，有目共睹。我很想找些专家聊聊台湾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这对认识中国的现状、判断中国的未来很有帮助。很遗憾，他们告诉我整个经济所只有一位研究员懂台湾经济，目前还不在台湾。所幸当时有位康奈尔大学的老先生HenryWong在经济所访问，他是台湾经济专家。和他聊了很久，受益匪浅。台湾当然有其他机构专门研究台湾经济。但是，在台湾知识界精英云集的中研院居然找不到一位台湾经济专家，这不得不说是经济学全球化造成的一种资源错配。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由于远离美国，无法深入美国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技术导向型研究。
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削弱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台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再举一个中国的具体事例。过去几年美国的政界、媒体乃至学界都在批评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言论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施加了很大压力。其实，从操控汇率到贸易顺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做不到。
学过宏观经济学头两节课的学生都应该知道，贸易顺差和净储蓄（即储蓄与投资之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通过操控汇率来影响净储蓄几乎是天方夜谭。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次获奖的论文《中国式增长》之前，竟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挑战这个显然的谬论。西方学者的沉默不难理解，中国学者的沉默就值得探讨了。
事后看来，美国政界和媒体对经济表现良好的国家或多或少有些酸酸的味道，各种貌似雄辩的言论背后也并不总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比如最近对于德国贸易顺差的指责，无聊得可笑。国家利益永远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中国作为一个有其特殊性的大国，有一批精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立志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在推动现代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内可以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对外还可以增进交流，减少言论上的摩擦，消除观念上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