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和理论成果。比如，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判断；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想；提出了“五大发展”新理念，对破解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习近平经济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原创性贡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新常态 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经济思想源于中国发展实践，又指导着中国发展实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如何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进而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对此，本文从七个方面加以讨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中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并普及了西方经济学，也十分开放地学习、消化、吸收各种学派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宏大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还前瞻性地指出，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党中央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正式决定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自我改造和发展。邓小平对该决定给予高度评价，称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经济思想一以贯之的主要理论来源，保证了改革开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既没有固守“老路”，更没有走上“邪路”；还指导着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理论。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习近平既高度重视推动全党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高度重视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要求全党在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上，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主动性、自觉性。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就曾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2015年11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专题的集体学习上讲话指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国家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的指导意义。习近平经济思想也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新成果，并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最优路径。
习近平“新常态”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判断，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其中第一个十年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仍然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第二个十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外，也呈现了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特点。2013至2014年，党中央提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在面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怎样看待经济增长？要不要像以往那样“踩大油门”扩大内需？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2013年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谈了对经济增长率的看法：“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经济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而后，习近平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判断，要求“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同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方面的九大基本趋势。进而又概括为四大特点：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是习近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判断。他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这就是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法。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特别告诫全党：把经济新常态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那种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总爆发。这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深刻警示。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否能够既超越国际上通行的五大目标、五大指标，又能够不断地创新中国经济升级版？根据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国逐渐形成了“2.0版本”的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率；进出口增长率，国际收支；财政赤字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能耗强度下降；主要（四项）污染物排放减少；减少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又相互协调的多目标体系，并与国家五年规划的核心目标相匹配，从而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指挥棒”，再次演奏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新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