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中,人们似乎遗忘了马克思的教诲,因而学术研究也就成为“庖丁解牛”的技术活:经济学的数量模型化、社会学的计量化、法学的条款化、史学的考证化,都在把为人类提供精神家园的学术变革为充满“精致技术”的冰冷知识。可喜的是,在当代学术发展历程中,学者们意识到了这一学术研究倾向所存在的问题,开始在批判反思中探寻意义,即追问所属学科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旨趣,追究学术研究的形而上关怀。人类精神之高贵,或许就在于此,恰如黑格尔所言:“我们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实际上,这两者互为因果。因而,“人应尊重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当经济学家在反思模型能否全然应用于复杂的、内嵌于整个社会系统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的时候,当社会学家开始反思抽样调查、数理统计能否破解系统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当法学家逐步审视干瘪的、无血肉的法律条款能否被用来打理鲜活的社会生活的时候,当人文社会科学家反思是谁让本应“属人”的学科失去终极关怀和关心人类命运的温馨之色的时候,似乎人类正在开启走向未来的新航程!
无法忽略的现实是,倡导所谓“自由、民主”的西方理论的诱惑,渲染“修身养性”的正统儒学思想的羁绊,各式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花言巧语”,似乎正在迷惑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沉迷于当下,而遗忘了自身的使命——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正如有些经济学家在观测近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规律之后所感慨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偏重于对当下问题的解决,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比古典的亚当·斯密对人类经济秩序的深厚思考,相比哈耶克对人类未来命运痛心疾首的担忧,今天的经济学理论或许更加关心如何解决一个时代的就业问题,或者关心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餐桌上是否摆放着足够多的面包。”难道今天的哲学不也是如此么?孙正聿教授说,理论是对实践的超越而非依赖。理论的超越本性就在于,以极具穿透力的思想为人类提供终极的关怀和精神的家园,用思想窥见澄澈的天光。如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缺少了形而上的终极意义的追问,忽略了自身的价值取向,漠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当代中国学术是否能够为人类开辟新的文明类型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因而,我们倡导,任何学术理论,要想占领时代的制高点,都应秉持应有的立场、价值取向和理论旨趣。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应该确立为人民做学问、推动人类解放的价值关怀和取向,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
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不论你是否赞同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断言的“资本收益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论断;是否满意于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对于“如何到达丹麦,即实现人类童话般的美好状态——一个国家有法治、有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这一问题所提供的答案;是否认同教皇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中批评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专制”、“资本主义专制”将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动荡,由这个体制造成的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崩溃和死亡;是否赞同国内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儒学化”,等等,在个性张扬、思潮涌动的时代,我不知道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是否依然沉得住气?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是否依然存在?哲学的形而上关怀是否依然保持?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否成功?对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担在身,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