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李俊华（2015）指出了中国产业发展的四条路径，即创新驱动下产业发展的动力转换路径、全球价值网络支撑下的产业高端攀升路径、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的传统产业技术跃迁路径、产业界限日趋模糊化的产业融合发展路径。赵明亮（2015）通过对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及相关指标的分析得出，三次产业结构不甚合理，应采取相应对策促进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具体为：通过二、三产业支撑，促进第一产业规模化生产经营模式实现及效率提升；从一、三产业寻找突破口促进第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相关服务业对一、二产业的带动作用及在第三产业中的核心作用。陈岩，翟瑞瑞（2015）通过灰色关联模型验证了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各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其指出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转移过剩产能、增加产业内贸易、学习先进技术，进而对调整产业结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有限。黄群慧、贺俊（2015）研究得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大型复杂装备领域，而在产品架构一体化、制造工艺一体化以及部分核心零部件领域缺乏优势。因此未来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有两个可能方向，一是加强将一体化架构转化为模块化架构的能力，二是提升复杂装备的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刘楷（2015）在研究了我国地区工业结构变化和工业增长关系后指出，要加快地区工业增长速度，应依托于装备制造业和轻工业，而非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巫强，刘蓓（2014）通过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及实证检验指出，政府应以比率研发补贴来代替定额研发补贴，从而提高战略新兴产业的创新产出。
第四，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赵昌文、许召元、朱鸿鸣（2015）通过对工业化后期中国产业结构呈现的新特点、新变化的分析，得出中国经济主导产业将由过去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转向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相应的要求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重化工业时代的要素扩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姜永玲，张婧屹，史占中（2015）实证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分布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验证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对称性，且指出该不对称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结语
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发展现状及理论争论，我们认为在产业结构演进和理论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第一，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认识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若想成功推进经济转型，就必须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首先，产业结构调整是保持经济稳定、高效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的稳定发展依赖于三次产业之间的相互协调，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必然引起经济大幅波动，进而冲击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产业结构的失衡也会导致部分产业增长过快，部分产业发展受阻，这也极大地降低了经济的发展效率。只有调整产业结构，维持部门均衡发展，使得供给与需求结构相适应，才能保持经济稳定、高效的发展。其次，产业结构调整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主要手段。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大、人口就业压力大、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使得国民经济许多部门都遇到了发展瓶颈。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鼓励创新、推动创新，提高创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同时引导就业人员流向生产效率高、技术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才是解决经济发展瓶颈的一剂良药。再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期处于中下游地位，中国出口的服务业也大多集中于附加值低的传统服务业领域。因此，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有待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制定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宽松的政策环境。相关政策的制定应以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为根本目标。产业政策制定应注意两方面问题。首先，政策实施范围。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市场调节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界限必须清晰划定。政府不能代替市场起主导作用，不能限制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在某些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才应承担起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责。其次，政策实施力度。政府在实施政策的过程，要掌握好政策的实施力度，既不可隔靴搔痒，也不可矫枉过正。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制度设计问题。一个好的制度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这就要求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正确设计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制衡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升政府的制度供给职能，从而建立起一个好的制度平台。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及测评体系”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JJD790035）
【注释】
①李勇，魏婕：“所有制结构、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变迁”，《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②尹林辉，付剑茹，刘广瑞：“地区金融发展、政府干预和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③陈菲琼，李飞，袁苏苏：“产业投资基金与产业结构调整：机理与路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④杨孟禹，张可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外部效应”，《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⑤李力行，申广军：“经济开发区、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学》，2015年第4期。
⑥徐赟，李善同：“中国主导产业的变化与技术升级—基于列昂惕夫天机图分析的拓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⑦余振，葛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效应：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财贸经济》，2014第年12期。
⑧贺俊，吕铁：“从产业结构到现代产业体系：继承、批判与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⑨孙赵勇，任保平：“基于投入产出关联的中国产业结构演化特征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14年第12期。
⑩王晓芳，于江波：《中国产业结构变动驱动要素的动态轨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要素流动视角的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刘伟，蔡志洲：“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胡伟，张玉杰：“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成效—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法”，《当代财经》，2015年第2期。
李俊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换路径与优化方向”，《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2期。
赵明亮：“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协调发展路径—基于产业关联视角的研究”，《东岳论丛》，2015年第2期。
陈岩，翟瑞瑞：“对外投资、转移产能过剩与结构升级”，《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黄群慧，贺俊：“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兼评〈中国制造2025〉”，《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6期。
刘楷：“我国地区工业结构变化和工业增长分析—兼论经济新常态下及我国地区工业发展”，《经济管理》，2015年第6期。
巫强，刘蓓：“政府研发补贴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产业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
赵昌文，许召元，朱鸿鸣：“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6期。
姜永玲，张婧屹，史占中：“中国产业结构分布与经济波动”，《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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