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官员变学者的形式：教学研究而非形式挂名。退休官员进入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并不是形式上的“挂名”，而是真正地进课堂，搞研究。这其中有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有专门从事课堂教学的，也有兼顾教学与研究的。如宋海在担任华南理工大学经贸学院院长时，坚持亲自给学生上课。2011年9月，他还为2011级新生上了“大学第一课”；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的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则一直坚持带博士生；刘明康、李荣融也都会在学校为MBA、EMBA的学生授课，并且会定期开设专门的讲座，与同行以及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高校任教的退休官员，并没有因为其退休前的“特殊身份”而得到优待，而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课堂，踏进了研究所，进行教学与研究。他们接受与其他高校教师同样的教学与研究任务，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挂个虚衔，拿着薪酬却不做事。这既是这些退休官员向学者身份转变所必须要接受的现实，也应该成为体现高校教育公平精神的亮点。
第四，官员变学者的效果：打破传统而非装点门面。退休官员愿意去高校任教，高校愿意接受有一技之长的退休官员，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打破政与学传统界限，可以达到既人尽其才，又可以满足高校人才需求不足的良好社会效果。首先，它打破了传统的官员退休模式，扩宽了官员退休职业路径选择范围。官员退休后，不再局限于“实职退休，虚职养老，挂名捞钱”的传统模式，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退休观和新的退休生活方式，即领导干部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同样只是一种职业，也要遵循职业规律。岗位的变动在职业规律中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因此，对于官员退休换岗甚至是在任换岗都无需引起过度解读。其次，它打破了传统观念上的官场唯政绩论，学者型官员在从政的时候，不忘初衷，坚持自身理论专业的研究，并且运用自身所学解决从政过程中所遇到实践问题。退休后总结实践经验，提升专业理论，潜心学术研究，这样一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职业轨迹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事实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在国外早有先例，并且已经成为一种官员退休常态，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其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进入美国政府工作，退休后到乔治城大学任教，这是对“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一个典型国际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