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能力建设成世界文明的新中心之一
汤因比认为未来世界的主导权在东亚，他说：西欧在人类史的最近阶段掌握了主导权，扮演了支配的角色。……在人类史的下一个阶段，西欧将把其主导权转交给东亚。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我期待着东亚对确立和平和发展人类文明能作出主要的积极贡献。……我认为世界其他地区即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和中东地区，对这种稳定似乎还不能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
汤因比所说的东亚或东亚文明，是指以中国为代表，同时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文明类型，他把古代日本、朝鲜、越南视作中华文明的子体。
汤因比这些话究竟能不能成立？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化在未来未必真的如汤因比所相信的那样，在世界统一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考虑到中国规模之大，中华民族应该有能力建设成世界文明的新重心之一。中国未来如何成为世界文明的新重心呢？
必须认识到，假如在未来的世界里，中国人仅仅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并因此在军事和政治上始终保持自身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这绝不能保证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因为人类历史上许多大国（包括前苏联帝国、纳粹帝国、蒙古帝国等等）都曾经成为军事和政治上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但由于制度不文明，文化不进步，一旦倒台，立即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所谓“世界文明的重心”，顺着汤因比的思路，至少要包括：成熟进步的社会制度；自成一体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相配套）；普世意义的伟大宗教（至少一个）。
这些构成伟大文明的要素，在古代的中国都具备了，只是就宗教而言，中国人的普世宗教并不像汤因比所说的只有大乘佛教，更包括影响不比大乘佛教小的儒教、道教及地方宗教。事实上，大乘佛教一直到隋朝之前基本上还不占居统治地位，它的真正得势也许要到唐朝。在宋代以来的历史上，虽然佛教一直是最大的宗教之一，但在官方和私人生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儒教。
今天中国人面临的真正难题恰在于，那些构成一个伟大文明的要素还不具备。过去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特别是儒教）以及制度体系受到了全面冲击。一方面，儒教等宗教的价值和信仰不再构成当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所代表的西方制度及价值全面涌入，却又不能落地生根。中国人能否重建自身的制度和价值，至今还莫衷一是，前途未卜。
汤因比非常大度地说，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觉醒了。
然而，中国人觉醒了，不等于就能建立起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只要一种新型的、具有中国或东亚文化自身特点的独特文明样式没有建立起来，任何关于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文明重心之一的预言都言之过早。
汤因比研究过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20多种文明，这些文明从形态上可以大体划分为八大类（有的已消失）：西方社会（包括希腊、罗马及犹太人），东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包括伊朗、阿拉伯及叙利亚），中国社会（包括日本、朝鲜及越南），印度社会，美索不达米亚社会（苏美尔、赫梯和巴比伦），古埃及社会（已消失），拉美社会（安第斯、尤卡坦、墨西哥及马雅）。他把日本、朝鲜及越南当作中国文明的子体。当然上述所分为八大类古代文明类型，不一定准确，希望能反映汤因比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划分框架。汤因比指出在公元775年左右，“在世界地图上的不同社会的数目和一致性同今天大体上相同。”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文明的基本形态包括西方、中国、印度、日本、伊斯兰、东正教、佛教、拉丁美洲、非洲等为代表的几大文明。他的文明划分晚于汤因比，针对的时代也不同。不过，其中中国和日本或许不代表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妨按汤因比合称为“中国文明”或“东亚文明”；他所说的佛教文明应该主要指信仰小乘佛教的南亚国家，可与印度文明视作一类。这样一来，就有了—西方、中国、印度、伊斯兰、东正教、拉美、非洲等为代表的大致七大文明形态。亨廷顿的观点常被国人误解为主张“文明必定冲突”，事实上他只是主张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或发生着重大调整，呈现出多极化（multipolar）或文明多样化（multicivilizational）的趋势，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可能源于此。正是基于这一文明多样性观点，他非常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主义，他甚至称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人权帝国主义”。
基于汤因比和亨廷顿对人类文明的分类，过去一千多年来，虽然人类文明经历了无数变迁甚至浩劫，但其基本形态并没有改变。据此可否预言，未来一千年内，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对中国人在未来建立起新的文明样式有更大的信心。
总之，决定未来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关键在于，中国人能否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制度模式及精神信仰（或普世宗教）。这套价值、制度及信仰的具体内容和特征，已超出本文预定范围。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中国人只要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自然就会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国家。目前已经取得较大现代化成就的日本、韩国等国，在建立新型东亚文明形态方面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自觉和自信。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自觉和自信是从来不缺的。
【注释】
①②［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278页，第278～284页，第277页，第278～279页，“序言”，第277页，第283页，第276页，第280页。
③［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④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51页。
⑤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lections on two Cultures and their People, introduction by Henry Steele Commager,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0
⑥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全三册），吴树平、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24页、第517页、第510页、第507页。
⑧⑨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27~267页，第260页。
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西周时期的统一，及战国的“大一统”思想皆为后世大一统趋势的重要来源。参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刘家和：“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第58～67页；张传玺：“大一统与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北京日报》2000年9月18日第12版（理论周刊栏目）。许倬云亦说，“秦汉与罗马，文化的统一早于政治的统一”，“在秦汉统一以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即已走向统一。”载氏著：《万古江河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英］汤因比著，索麦维尔节录，《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966年，第15～43页，第10页。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Summer 1993, pp.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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