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说明，中华民族不大可能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那样，成为未来主导世界统一进程的民族。但是鉴于中国现有的规模，只要能把自身的问题真正解决好，就将成为未来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而能否建成未来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关键要看其今后能否在制度、价值和信仰等三方面建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关键词】中国文化 世界文明 文明中心
【中图分类号】K10 【文献标识码】A
1974年，在中国的“文革”还没有任何退潮迹象的时候，著名英国学者汤因比就曾对中国在未来世界统一进程中的作用表示了无与伦比的期待。这位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①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②汤因比作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对过去6000年来地球上大多数主要文明的起源、兴起、衰落、解体作过深入研究，上述观点应非一时兴致所致，而是基于对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的整体研究。
那么，为什么汤因比对中国在未来世界的作用寄予如此高的期望呢？研读其书可知，他认为人类未来避免自我毁灭的唯一途径在于政治统一，而在这方面，中国有着最为成功的经验。汤因比对中国在未来世界进程中的作用是否高估了？该如何来理解他的观点？本文试图从分析汤因比的上述观点入手，对于中华文明在未来能否成为世界文明重心之一这一话题提出若干看法。
中国文化有利于大一统趋势的形成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趋势的成因，前人有许多有价值的解释。特别是魏特夫（K. A. Wittfogel）有名的“治水工程说”③，金观涛、刘青峰的“超稳定结构说”（后面讨论），许倬云的纵横联系说④，等等。本文不否认前人说法合理性，但想换一个角度，从中华民族基本性格—也称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来分析中国在过去数千年来表现出强大的统一能力、也就是所谓“大一统趋势”的原因。
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早在西周时期已基本定型，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形成了以此岸为取向的高度世俗化文化。与希腊文化、犹太—基督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乃至东欧—东正教文化等相比，中国文化早就表现出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称之为“天地”或“六合”—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在前面所列的几大文化中，对于“这个世界”则皆持消极或否定的态度。他们往往认为这个世界为虚幻，或者在整体上堕落或有罪；这几大文化皆认为生命本身永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肉体；因此宗教修炼的目标在于彻底摆脱这个世界，生命的终极归宿在这个世界之外而不是之中。相反，在中国文化中，对于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即天地之外有无天地、六合之外有无六合，基本上采取否定或存而不论的态度。从根子上讲，中国人相信世界只有一个，即以天地为框架、以六合为范围的“这个世界”（this world）；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死后生命采取了消极怀疑的态度。几千年来中国的精英文化对死后生命是倾向于否定的。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即使祭祀鬼神，也不敢真相信自己灵魂不灭。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导致中国人非常重视天下的和合或和谐。这是一种本能的对生存安全感的追求。假如世界只有一个，又神圣无比，它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它的动荡和不宁就会直接摧毁我们的人生安全感，导致我们无家可归。因此，“天人合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最高追求，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灵底处。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还导致了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我称之为“关系本位”。即：中国人既然不太看重自己与另一个世界（God、上帝之城、六合之外等）的关系，自然会看重自己与此岸人/物的关系，以此来确立人生的安全感和方向。我与家人、亲友、同事、团体、地方、民族、国家、社会、自然等一切可能事物的关系，构成了我这个人的全部生活内容。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中国人的关系世界是通过人情和面子这两个重要机制来组织和运行的。中国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关系的文化”。
由于中国人人生安全感寄托于“关系”，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关系的和合或和谐。因此中国人在主观上希望和天地宇宙、和人间世界、和国家民族、和亲朋好友、和家人族人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家和万事兴”，最好整个世界都能像家一样安全可靠，让人放心。显然，这种和合精神，更倾向于接受于统一而不是分裂。这是因为差序格局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于陌生人（关系疏远）不放心。如果能统一到同一个共同体，按同样的方式行事，彼此就可以放心了。
这种“关系本位”，在中国文化中还产生了两个特殊的变体，一是许烺光所称的“处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⑤即从周遭处境出发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所以“处境中心”就是我与自身处境（the situation in which I live）的关系。这种“处境中心”会抑制攻击冲动，渴望安定，向往太平。这导致了中国人过去数千年缺乏像游牧民族或西方民族那样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迁徙的热情，没兴趣去进行横跨几大洲的长程侵略或殖民。因为对中国人来说，那些遥远的异国他乡太陌生，让人不放心，宁愿舍弃。所以，他们虽然宁愿修筑长城把敌人挡在外面，而不一定要占有敌人的土地；他们最终放弃曾统治过的朝鲜和越南北部，因为那遥远荒蛮之地终究是个麻烦；他们不愿直接统治、管理那些少数民族，宁愿采取藩属方式让其自理，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能心心相印，岂能让人放心）。如果中国人要对其他民族发动战争，往往是出于生死存亡的恐惧、无路可走的选择等原因。“处境中心”因此暗含一种务实地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的精神。
“关系本位”在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变体是“团体主义”。因为“我”不可能跟所有人同样好、同样熟悉，通过人为构造一种旨在相互理解、相互需要的小团体，可以抵御陌生人或其他力量的威胁，团体无疑比单个人的力量大。“团体主义”是对自己生存处境的积极、人为建构（也是一种“处境中心”），关注我和我所在团体（collective in which I live）的关系（是“关系本位”的变体）。文化团体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区分自己人和外人（in-group/out-group），对“非自己人”持排斥态度。团体主义的积极形态可以包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消极形态可以变成小团体主义、圈子意识、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文化团体主义体现了中国人构造人生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团体主义精神是追求大一统的重要心理基础之一。
上述几方面，或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中有利于大一统的因素，解释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民族的统一趋势。
中华文化的统一能力存在局限性
中国文化中虽有上述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也同样存在相反因素。在中国文化内部，分与合的巨大张力从来都异常明显，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与统一相反的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恰恰也是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一方面，“关系本位”体现了对人与人关系的深刻依赖，由此导致了无比深刻的人际矛盾与斗争，进一步可导致人与人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如果关系疏远甚至冷淡，有时不会有太大矛盾；人与人之间如果过分亲密或依赖，各种矛盾就容易产生。这种由人际关系所引发的人际矛盾和斗争，也表现在帮派、诸侯和地方之间。二者在性质上完全一样，后者是前者的延伸。这无疑是造成分裂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团体主义”易堕落为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等形式，后者历来都是分裂的主要诱因。中国人觉得只有在自己熟悉或者特别是有感情、非常了解的人之间才有安全感，民族、国家、政治、制度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看来都是陌生、冷漠、遥远和没感情的东西，不能给自己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宁愿依赖于自己建立的小团体或地方势力。当中央权威强大且公正时，人们觉得安全感有保障，没必要追求地方主义。但是当中央权威衰落或不能主持公道时，人们求助于地方主义或私人团体来谋求自己的安全感。既然如此，为什么秦汉以来中国历史形成了以统一为主流的趋势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团体主义”虽然是分裂的祸根，也可以是统一的动力。这是因为文化团体主义意味着，集体越强大，个人越安全。特别是当小团体林立、小团体不足以消除外部势力的无穷威胁时，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如能将所有小团体统一起来、造就一个大团体，安全感才有根本保障。所以每当人们感到中央政权公正可靠时，他们宁愿选择统一的中央集权。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关系本位”虽导致人际矛盾和斗争，但人们最终认识到，结束分裂、回归一统才是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长期的冲突和战争，会把全民的安全感摧毁殆尽。相比而言，还是选择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更好，于是统一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⑥的规律时发现，即使在分裂最久的春秋战国（约前722～前221）和魏晋南北朝（220～581年），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也异常明显。以春秋时期为例，先是东周初期至少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小国被楚、齐、晋、秦等大国所吞并。据顾栋高考证，楚国在春秋时期吞并的小国多达42个；晋国、齐国分别吞并周边小国18个和10个，就连鲁国这样的小国也吞并了9个周边小国。⑦ 所以战国七雄本身就已经是统一的产物，而秦统一六国不过是这场统一潮流的顶点。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魏晋南北朝360多年的战乱，人们已深深品尝分裂的苦果。南北朝及五代十国这两次较长的分裂，如果不是少数民族入侵及其政权建立，分裂时间应该会短很多。而在其他时期，像秦末、隋末及汉、唐、宋、元、明、清时期，虽然都出现了分裂甚至内部严重分裂的迹象（诸侯叛乱、同姓或异姓称王、农民起义等等），但都比较快平息了下去。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了金观涛等讲的社会组织方式、许倬云说的纵横联系网之外，应当还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
金观涛、刘青峰先生曾运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对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趋势从组织结构上进行了研究。他们把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格局的形成解释为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粘合剂，同时为上层官僚机构、中层乡绅自治和基层宗法家族提供合法性支持，并建立了儒家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地主经济三者相互耦合的一体化结构。⑧事实上，金、刘所说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或“宗法一体化结构”，其成熟而典型的形态出现在明、清时期，并不是秦汉以来一直如此的。由于作者以中国古代社会成熟、稳定时期的社会组织形态为代表，就无法解释在统一意识形态严重衰退、社会组织方式深刻变迁的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为何有内在而强烈的统一趋势？⑨
事实上，金、刘所说的“超稳定结构”不仅有清晰的生成、演变轨迹，在其背后还有更深层、也许是更重要的“超稳定结构”，即前述所谓以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等为特点的文化心理结构。金、刘对统一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的分裂为何长久，但不能解释为何这两次分裂未能像古希腊和西欧那样，永远持续下去。可以说，秦和隋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统一，正是这两次统一促成了金、刘所说的“超稳定结构”。⑩可以说，金、刘所说的文化、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之所以能形成，与许倬云先生的“纵横联系网”一样，在更深层次上由本文所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促成。
必须认识到，中国人的统一能力有明显的局限。这首先表现为“统一趋势”是有限度的。通常他们主要只在本民族或已高度同化的民族之中才追求统一，而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通常较少有兴趣统一（当然，在对方直接威胁自己的生存时则例外）。正如前述，汉人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在传统上更倾向于采取藩属或羁縻的方式。这与一些游牧民族不同，当他们统治中原时，宁愿直接统一所有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今天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格局正是满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不要对汤因比先生的预言过高估计。
中国文化及其世界主义特征
汤因比先生说：在过去21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公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
汤因比所描述的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精神，及其曾经长期影响到半个世界的巨大能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笔者认为一方面，这确实要归功于中华民族能不断地走向统一，通过统一积聚起巨大的能量，从而能打败个人战斗力远胜于汉人的游牧入侵者，建立起空前未有的世界性大帝国。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汉人王朝衰落的时候，就有不少少数民族趁机南下，建立割据政权，造成分裂局面。
另一方面，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观念，背后暗含着“天下一家”、“九洲大同”的梦想，这确实是一种有助于天下一统的世界主义精神。这种理想在中国历代思想史上一直占据主流。除了孔子、老子及先秦儒家表达过天下大同的期望外，后世学者也一直有强烈的“天下主义”情怀，甚至现当代学者如康有为、熊十力等人仍在阐述此种理想。与此同时，古代中国帝王的“天朝上国”、“中央之国”虽似可笑，但背后也透露着某种包容全天下的宏伟理念。这种天下一统的理想之所以诞生，从文化心理学上看，也是由于中国人对于陌生人、对“异类”不放心，缺乏安全感。只有都成了一家人，才能保障安全，所以最好是“天下一家”。
第三方面，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特征还要极大地归功于中国文化的相对早熟。别的不说，汉字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西周建立以前）就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其发明时期可能要再往前追溯2000年。而在中国周边，少数民族最早发明文字的时间也要到突厥人和藏族人在公元7世纪，比汉人可能晚了3700年。中国或中国周边其他民族发明文字的时间则分别是：契丹人公元960年、西夏人公元1036年、女真人公元1119～1138年、蒙古人公元1204年、朝鲜人公元1424年、满人公元1599～1632年、越南人公元1651年，比中国人可能晚了4000年以上。
一个民族没有文字，自然无法积淀起丰富的历史经验，写成世代流传的文化经典，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塑造完备发达的制度系统，从而建立世界性的政治国家。中国文化的早熟保证了汉人在与周边异族的战争中，可以借助于高效的行政能力和强大的国家力量，形成庞大的集团战斗力，从而打败并成功同化许许多多的异族。今天我们在甲骨文、殷周金文及《左传》一类古书里所看到的许多方国或异族，早已消失在历史的云烟里，它们的名字诠释了华夏政权曾经的强大。秦的统一并不仅仅是汉民族内部的再统一，而且是汉族势力向周边、包括向长江流域甚至其以南的巨大扩展。从此以后两千多年里，中国人的地理空间基本上以秦统一后的版土为基础，逐步而缓慢地向外辐射或推进。这大概就是汤因比所谓的中国人的世界主义吧。
从历史的角度说，我一直认为，西周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大发展。不要忘了，东周的分裂和战乱是在西周数百年统一和融合的基础上发生的。西周漫长的统一极大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铸就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等。西周深深地塑造了华夏文明共同体意识，“夷夏观”成为后世“大一统”思想的重要源头。西周文明还激发出一种卓越的天下观念，正是在这一天下观的基础上，有了以治理全天下为己任的百家争鸣，有了以全面整理文化为使命的“六经”编订，有了儒家关于未来世界的千秋盛世和万世太平理想。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早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后来再次统一的深厚文化基础。
然而，正如其统一能力有局限一样，中国人的世界主义也有明显局限。“处境中心”的思维方式，导致在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对于与自己差别较大的民族或完全陌生的世界，倾向于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没有巨大的热情去同化。所以中国人从未发展出类似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那样无比强大的传教热情，和前赴后继的传教运动。“处境中心”思维倾向于通过缓慢融合来实现和平，所以会尽可能采取“怀柔”的外向政策。它不太相信武力，因为惧怕导致恶性循环式报复，保证不了长治久安。这就造就了一种保守的世界主义，而不是积极的、进攻性的世界主义。
估计今后中国人也不大可能改变这种相对保守的“世界”观。在历史上，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特征，固然与其内部“大一统”的理想和能力有关，但由于也与其在文化上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早熟有关，其有限的世界主义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附带产物。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片面相信汤因比的话，过份抬高中国文化的世界主义特征？如果文化早熟是中国式世界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中国文化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呢？至少古人所引以为豪的许多因素，比如文字早熟、宗教早熟、制度早熟等等，今天均不复存在了。再说，自身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数百年都解决不了，还有什么资格谈世界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