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似乎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我们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原所长贾康，是国内较早提出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经济学家之一。早在2011年初，他就和姚余栋、黄剑辉等学者自发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专门从事供给侧的理论研究。
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被中共高层所提出，作为此前一直呼吁的学者对此有何感触？之前他们做过哪些努力？又该如何看待新生的新供给学派？围绕这些问题，贾康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改革路径离不开经济理论指导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年，你一直在研究、倡导新供给，我们很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此事？
贾康：应该说，这次会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概念，不仅对于作为研究者的我个人，而且对于我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
客观上，这当然也是对于新供给研究群体多年来研究努力的一次充分肯定，和今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指导，新供给群体理应更加努力地做好智库研究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初，你和其他六位学者发起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开始探究、构建新型经济理论。当初你们的动议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到研究供给？
贾康：当时，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引起全世界注目。而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的现实要求，也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上世纪至今波澜壮阔的世界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和一系列亟应正视的经济学研究课题。我们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于经济学理论和调控经验的反思中，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与“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引发的相关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创新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
我国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
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它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这种意义上的收敛虽然将横跨较长时期，但增长速度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已经开始表现为走向“新常态”。
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历经数年虽然在局部及个别时段有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这一方面表明，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专注于从需求侧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面临步入穷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
增长速度回落时期既有严峻挑战和风险，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特别是这一过程还可能与矛盾凸显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式风险叠加。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个时期，尤其是未来十年，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和所具备的巨大发展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仍与供给方面的特殊国情、特定转轨、特色化结构变迁有关，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继续解放生产力，以体制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发展进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阶段培育起以创新为龙头的接续增长动力，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
没有洞悉规律、“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怎样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较充分的理论准备。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构建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战略部署，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创新贡献。
因此，我们组建研究团队，并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目的就在于构建着重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期望我们的研究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