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各王朝的“政治规矩”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必须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明朝时期，不少人因触碰这一“政治规矩”而获罪罹祸，具体情形各有差别，有因“擅权”而得祸，有因“婴鳞”而得祸，也有因“干政”而丧身破家者。
【关键词】明朝 君主权威 “政治规矩”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擅权：张居正因“凌上无礼”遭到皇帝怨恨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最怕大权旁落，历代政治制度的设计，都有防止大臣专擅的机制。朱元璋对此考虑尤深，他曾谈到：“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朱元璋发动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宿将。胡、蓝玉成为首犯，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违犯了不能“擅权”的“政治规矩”。胡惟庸长期执掌中书省大权，朱元璋想到“胡元之世，政专中书”的教训，对他不免有所疑虑，甚至下令诸司“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但胡惟庸不知收敛，依然“专恣不法”，就连占城国使臣入朝之事，也不及时向皇帝报告。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后，宣布其罪状，第一条就是“窃持国柄”。蓝玉战功显赫，爵封凉国公，不免“自恃功伐，专恣暴横”。据说一次出征前，他率十余将领陛辞，朱元璋欲向蓝玉面授机宜，令诸将退下，竟无人听令，而蓝玉举袖一挥，诸将立即退出。在皇帝面前都如此张扬，其杀身之祸也就在所难免了。
天顺年间的石亨，也是因为触犯了“擅权”的政治禁忌，最终亡身破家。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军俘虏，石亨守卫北京有功，进爵武清侯。景泰年间，明景帝朱祁钰对石亨颇为信任，令其提督团营。景泰八年（1457年），石亨窥知朱祁钰病重，遂联合勋臣张軏、宦官曹吉祥等人，拥护朱祁镇复辟。石亨立下复辟首功，自然大得宠信，“进爵忠国公，眷顾特异，言无不从”。石亨大权在手，肆意滥用，与其不合的大臣皆被罢黜，向他行贿的官员皆得重用。石亨渐渐地便不知天高地厚，“无日不进见，数预政事，所请或不从，艴然见于辞色”。这种有损皇帝尊严的行为，自然引起皇帝不快，朱祁镇特敕守门官，非宣召不许石亨入宫。一日，朱祁镇登上翔凤楼眺望，看到一处“壮丽逾制”的大宅第，知道是石亨第宅，却故意讯问是谁所居。恭顺侯吴瑾故意回答：“此必王府。”朱祁镇说：“非也。”吴瑾故作惊诧：“非王府，谁敢僭逾若此？”朱祁镇点头表示赞同。最终，石亨及侄石彪、从孙石后皆下狱，石亨瘐死，石彪、石后皆被斩首，家产全部抄没。
明代因“擅权”而得祸的最著名事例，当属一代改革家张居正。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明朝已陷于沉重危机，他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明朝转危为安。《明神宗实录》评价其功绩说：“十年内，海寓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尤，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诚经济之才也。”然而，张居正的很多行为，也违犯了当时的“政治规矩”，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亦即依靠太后的倚任，对皇帝管束过严、不够尊重；二是“威福自擅”“异己者率逐去之”，就是在内阁之中，他也“视同列蔑如也”，其他内阁大臣惧其威势，“不敢有所持诤，拱手受成而已”。这种“凌上无礼”“威权震主”的行为，不但导致皇帝对他怀有深深的怨恨，也在朝野树立了许多政敌。以致身死未久，大祸骤发，生前官秩尽被削夺，家产皆被籍没，家人遭受严刑审讯，长子敬修自缢身亡。后来出任大学士的于慎行评论说：“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钤制太过耳。”
“婴鳞”：明代不少官员因直言进谏而招来惨祸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虽然以君主专制为原则，但要维持政务畅通和统治稳定，实有赖于君臣的良好配合。人非圣贤，不能无过，皇帝亦然。臣下怎样匡正而不触怒皇帝，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韩非子·说难》谈到：“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他还形象地比喻说：“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后人遂把犯颜直谏称为“婴鳞”。历代君主大多标榜“兼听则明”，提倡臣下“极言敢谏”。如果臣下真把皇帝想像成虚怀若谷的明君，“明言礼义以挑其恶”，伤其颜面，动其怒气，鲜有不大祸临身者。明代就有不少官员因“婴鳞”而得祸。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深知“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他特地宣布自己最喜欢逆耳之言：“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其实朱元璋并无容人之量，不少官员直言进谏，不但未能使他改过纠错，反而招来惨祸。比如，朱元璋听说熊宣使之妹年少貌美，想把她收入宫中，员外郎张来硕劝谏：“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朱元璋立时暴怒说：“谏君不当如此！”令壮士用刀捣碎张来硕牙齿。后来杨希圣遭人弹劾，朱元璋想到熊氏是其未婚妻，不由嫉恨交生，予以黥刺劓鼻的惩罚。又如，因谨身殿遭雷击，朱元璋下诏蠲免积欠田赋，不久又令征三分之一。江西官员郎礼不肯奉诏，劝谏说：“唯皇帝毋失信于天下。”结果竟被处死，其妻自缢身亡。
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治政颇善，史称“仁宣之治”，然二人都有拒谏饰非的毛病。当时有一位“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名叫李时勉，明成祖朱棣时就曾听信谗言，让他坐了一年多监牢。朱高炽在为皇考守孝期间，亲近女色，严重违背儒家礼仪。李时勉劝谏皇帝“谅闇之中，不宜近嫔妃”，并对让太子出守南京提出批评，认为“皇太子不宜远左右”。朱高炽极为震怒，将李时勉召到便殿斥责，李时勉不肯屈服，遂“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接着将他关入锦衣卫狱。幸亏锦衣卫一位千户曾受李时勉恩惠，暗中请医生为他疗伤，才侥幸保住性命。朱瞻基做太子时，洗马戴伦、中允林长懋曾劝谏他不应荒废学业，引起朱瞻基不快。朱瞻基登上皇位后，经常出猎巡游，二人再次劝谏，朱瞻基遂将二人调任京外冷差。有人报告二人发牢骚，朱瞻基令将二人逮捕，带到大殿亲自审问，戴伦性格刚烈，抗辩不屈，朱瞻基令武士将他活活捶死，林长懋因沉默未言，得保性命，但被关入监狱十年之久，直到下任皇帝即位才被释放。
儒家提倡“君君臣臣”，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本是道义性的关系。但在专制政治的实践中，“君君臣臣”完全变为尊君抑臣的等级原则，以致君可以使臣不以礼，而臣对君的正常规谏，也可能被君视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破坏了尊君的“政治规矩”，不但不能使皇帝接受自己的意见，反而惹火烧身，受到严惩。有鉴于此，明代思想家吕坤特地提醒说：“进谏之道，务将顺，不贵直折；求济事，不求博名。夫当讳言之朝而奋敢言之气，君子莫不韪之，不知犯颜逆耳，不能得之友朋，而欲回天，此尧舜所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