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研究中攻坚克难，啃了五块硬骨头
我从1987年开始带研究生，现在出师的硕士博士已经有几十位。我的研究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方向，重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我的科研感悟就是科学研究一定要攻坚克难，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疑难问题。因为党政部门研究室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决策的研究上，宣传部门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理论宣传上，而真正遇到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要发挥自己在学术上的优势，努力争取在每一时期都要有所建树，要有自己的见解，既能够在实践上提供指导，又能对群众有解惑的作用。
在理论研究中，我觉得关键要攻坚克难，只有攻坚克难才能创新，才能说服人。我的一点体会是，在写文章过程中，你觉得难，别人肯定也觉得难，但是一般人遇难则不去继续思考，如果你破解后，在学术上有见解、能够在理论上深化、能够说服别人、讲课别人爱听、文章别人爱看，这就是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中，主要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当时很多人不愿意讲这个问题，觉得难、敏感。担心碰到不好回答的问题弄不好会引起学生的哄笑，而我认为，正是因为难，才更应该说服学生，打消学生的偏见，这样学生才会对老师刮目相看。因此，我的治学感悟就是：要敢于碰硬、碰难，要有这种精神才能在学术上啃硬骨头。
第一块硬骨头：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研究，我最早是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研究开始的。当时，改革是个新生事物，碰到的难点也是最多的，而我则特别研究了邓小平的改革之路，在国家社科基金唯一一次评奖当中获得了三等奖。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我基本上一直在研究改革问题。谈到改革的难题，比如，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什么讲是革命？为什么是试验？改革的战略究竟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上回答，因此，我重点研究改革问题，并发表了专著和大量文章。
第二块硬骨头：即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这是个很难又很敏感的问题。从文化大革命之后，几乎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阶级、阶层问题无人敢碰，但是现实生活中又是必然存在的，我是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组成员，自告奋勇地接受了这个委托课题。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的，一直到江泽民“七一”讲话中讲到新社会阶层，当时成为很热的话题。讲话发表的同时，我们的成果也发表了，当时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顺势推出，这一课题成果备受社会关注。
第三块硬骨头：关于“两个先锋队”问题的理论思考。江泽民提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两个先锋队的提出，在当时引起不少讨论，甚至有人认为很容易陷入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因此，社会上有很多人都不赞同这一提法。那个时候国家就需要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论断到底正确与否？这与赫鲁晓夫的全民党是否是一回事？二者不一样在哪里？我决定攻克这个难题。我撰写的论文《关于“两个先锋队”问题的理论思考》入选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后来我又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关于“两个先锋队”的答问》一文，结果这一文章引起中宣部的重视，因为这篇文章从理论高度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在文章中，我引用了延安时期我们党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全民族的先锋队”的提法，当时这一提法共产国际不同意，因此最后并未正式提出。值得说明的是，赫鲁晓夫的全民党是无阶级的全民的党，同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同。这一理论问题在当时社会上、理论界是亟需解答的，而“两个先锋队”的提法最终也在党章上一路延续下来。
第四块硬骨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我的研究都是围绕着重大的理论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是我后来花时间最多的。曾经探讨过，如何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大板块组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精髓、主要范畴、基本原理、战略部署是什么，我都进行过自己的思考，并发表过相关的文章。
第五块硬骨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否有自己的历史？我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后来，由我主编，杨河、郭建宁、孙代尧等共同编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就是想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会产生，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在这本书中都做了概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是我认为最有自我特点的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