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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为何多实干家(2)

核心提示: 唐朝多良相,前有“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宋”(姚崇、宋璟)。他们都是实干家,为大唐盛世竭尽心力。唐朝多实干家与唐太宗反对空谈、崇尚实干有关。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唐朝官场一扫空谈之风、浮华之风,崇实、务实精神大为发扬。唐朝的良相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涌现出来的。

姚崇机警务实,宋璟革除旧弊,二人推动了唐朝的多项改革

姚崇聪明机警。他是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并且都兼兵部尚书。由下面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他的务实精神:有关边境军营、哨所、兵马、军械、物资的数字,他这位兵部尚书无不默记于心。

唐玄宗在即位次年(713年),召见了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向他咨询天下大事,姚崇滔滔不绝地作了回答。玄宗要任他为相,姚崇提出了条件,他说:我有十条建议,陛下如不能采纳,我就不能当这个宰相。十条中有:改变武则天时代以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的做法,实行仁政;奸邪之人触犯法律,不得网开一面,执法要从皇帝身边的人开始;武则天时,重要位置的官员的任命,取决于宦官,不能让宦官再干预政治。玄宗说,这十条我都能实行。第二天,玄宗就任命姚崇为宰相。

当时正值外戚、公主干政之后,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唐睿宗末年,宰相多至17人,担任中央各部要职的官员数不胜数,机构臃肿,无法运转。姚崇裁汰冗官,严格选拔官员,量才录用,改变了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的状况,收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效果。

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山东爆发大蝗灾,这对姚崇的胆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一大考验。据王谠《唐语林》及《新唐书·姚崇传》,当时迷信盛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认为蝗灾是天灾,捕杀蝗虫违背天意。姚崇敢于向迷信和愚昧宣战。他对玄宗说:《诗经》云,要将螟、螣、蟊、贼等害虫“秉畀炎火”,扔进火中烧死,这是灭蝗之术。古人这样做,陛下也可以这样做。只有用此法灭蝗,才能“安农除害”,这是国家大事。玄宗这才相信,捕杀蝗虫有古书作依据;但对杀灭蝗虫还是信心不足。他问姚崇蝗虫能否杀灭,姚崇说:魏朝山东发生蝗灾,没有捕蝗,以致人相食。后秦发生蝗灾,草木皆尽,牛马没有草吃,只得吃自己身上的毛。蝗灾牵涉到国家的安危,灭蝗纵然不能尽,也比养以遗患好。玄宗同意他的看法。姚崇派出御史到各地督促灭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仍认为蝗灾是天灾,认为要用“积德”的办法灭蝗,对捕蝗有抵触。姚崇一方面跟他说理,一方面警告他:坐视蝗虫吞食禾苗,忍心不救,导致没有收成,你这个刺史怎么说?倪若水害怕了,于是发动捕蝗,捕得14万担。山东连岁蝗灾,由于领导得力,督促指导有方,终于平息蝗害,避免了颗粒无收和大饥荒。

姚崇从宰相位置下来之前,向玄宗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的工作。宋璟卓有成效的改革有多项。在任广州都督时,当地土著居民多住茅屋,宋璟教人烧瓦,将草房店铺改成瓦屋,即使发生火灾,也不会延烧一大片。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宋璟上奏玄宗:请皇上下令,从我开始,禁立“遗爱碑”。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各地都不敢立“遗爱碑”。

唐朝有一项制度,各地每年都要派遣朝集使(汉朝叫上计吏),于十月二十五日赶到京城,向朝廷报告地方政务和财政情况。春节这一天,朝集使所带货物,都放在圆形竹筐里,陈列于殿庭。春天,朝集使返回前,大多升官。宋璟奏请一律退回朝集使所送货物,以革其弊。

唐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长宁公主等卖官,杀猪、卖酒的,只要花钱30万,就能得到官职。这种官称为“斜封官”(因韦后及公主们降墨敕,斜封,交中书省授官,故称“斜封官”)。这种歪风至唐睿宗时仍很盛。前后掌管铨选的宰相都被权门所控制,官吏的选拔、任用乱了套。《旧唐书》说,宋璟任宰相、掌管吏部后,与吏部侍郎李乂、卢从愿等“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铨综有叙”。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裴光庭任宰相,兼吏部尚书。本来铨选官员的机构,在确定官员或升或降时,只看人能力如何,能力强的,或破格升迁;能力差的,或终老于低级官职。裴光庭一改这种做法,开始按照论资排辈提拔官员。平庸、愚蠢,多年没有升迁的,都喜出望外,欢呼雀跃,把裴光庭当作圣人崇拜。而才俊之士无不怨恨、叹息。史书说,裴光庭之弊法,后人沿袭,不能革除。宋璟反对裴光庭的弊法,但不是他能革除的,习惯势力太强大了。

唐朝的良相,不但都是实干家,有些还很清廉,甚至清贫。据《贞观政要》,岑文本住房低矮潮湿,戴胄居室“弊陋”,温彦博、魏征死后,唐太宗才知两家都没有正厅。据《资治通鉴》,姚崇无宅第,寓居罔极寺(后改兴唐寺)。王夫之《读通鉴论》则说:“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

(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参考文献】

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②【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③【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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