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德治与法治的作用效果不同。德治是防范机制，法治是惩罚机制。德治在面对利益冲突时，通过内心的调解，权衡各方利益，达到缓解社会利益冲突，降低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率，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从根本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法治不同于德治，它是事后的惩罚性机制。当违法行为发生后，国家机关人员就会对犯罪分子进行控制，针对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进行强制性惩罚。法治作为事后的机制对社会稳定的维持是外在的，是威慑下的；而德治是内在的，是自我约束的，是根本的保障。
德治、法治作用机制的互补性。法治和德治作为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二者还相辅相成、互补互益、不可割裂。“德与法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调节各种矛盾来保障社会稳定的。”⑥首先，德治与法治互相推动。德治推进法治：德治建设成果突出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增强了，其道德约束力就降低了违法犯罪的发生，在此基础上的法治建设就日渐轻松。德治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社会法治创造优良的环境；法治保障德治：法治与德治虽然作用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差异但目的相同，都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保障社会的安定。法治通过对违法犯罪分子的严厉打击和惩处，让人们意识到违法犯罪的后果，用真实的案例教育人们，使其从他人的事例中吸取经验教训，用外在的惩处来达到提高道德的效果。但是在法治建设不到位时，法律形同虚设，犯罪层出不穷，犯罪分子招摇过市，人们将不再相信法律对其权利的保障能力，不再遵循道德的准则，而是变得自私自利，社会的道德氛围就会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法治的建设成效直接影响着德治，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推进的。因此在治国方略中，“将刑罚的法与自省的德相结合”，让德法共促国家建设。
其次，德治、法治在调整范围方面可以相互补充。法律条文的准确性造成了其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只能包含社会中普遍的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不能涵盖全面的社会行为，所以，无法律规范的日常行为就需要德治来调整。因此体现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社会的很多问题应该由道德来调控。
再次，德治、法治在规范层次上可以实现互补。“道德是法治的灵魂和基础，德治是推进法治的有效力量。”⑦法治是禁令性的规范，德治是惩恶扬善的规劝。法治划定了人们不能逾越的行为底线，是最基本的要求。法治只具备惩恶的功能，扬善必须依靠德治完成。德治的扬善机制主要是通过对人们的表扬来激励道德行为的延续。德治和法治存在共同的目标，即扶助正道，除去邪恶。但道德比法律更能够简单明了地表现出社会正义精神，法律还要借助某种强制性外力以达到维护正义的目的。
德治、法治在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德治、法治被公认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地位和作用上不可或缺。德治通过影响人的内心，增强道德意识，法治是将人们的行为笼罩在其权威之下；德治是依靠教育引导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法治是依赖对犯罪者的强制性处罚让人们产生畏惧心理；德治作用的发挥通过内心控制和舆论保障，法治作用的发挥通过强制力量保障。两者作用的发挥依靠的方式方法存在差异，要达到的目的一致，但一者并不能被另一者取代，两者必须要相互结合、共同作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德治为法治提供基础和根基，法治为德治提供规范和标准”⑧，加强法治规范道德进入法制化轨道，提高道德规范的严谨性；加强德治使人们的道德觉悟和政治素养得到提升，从根本上减少甚至防范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国家的治理社会的进步只有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前提下，在两者的互补中才能更好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开始之际，就确立了德法结合的韬略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成为了我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作为国家治理的方略，它是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昌盛的保障。国家各项工作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逐渐纳入法治化轨道，使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更加民主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而以德治国则能够全面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提供思想保障。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徳法联治’保障研究”的部分硏究成果，项目编号：HB15MK042）
【注释】
①魏义霞：“孔子的德治思想与当代启示”，《哈尔滨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②兰瑞芳：“论道德引导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
③叶传星：“法治的社会功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④吴晓燕：“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思考”，《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⑤杨荣：“德治与法治的互补原理剖析”，《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⑥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
⑦王秋侠，李国荣：“论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及其结合机制”，《求实》，2007年第1期。
⑧张晓红：“德治和法治并重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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