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科学精神”
如果十亿中国人都热衷于科学思维，这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民族！域外各族谁能敌之？
五四强化了科技图强的出路，科技在洋务运动中还是羞羞答答的，现在被提升到国策的高度。科学不再等同于雕虫小技，这是五四对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在一个科学精神氛围浓郁的国家，人们更有可能全面思考、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如果十亿中国人都热衷于科学思维，这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民族！域外各族谁能敌之？但是，五四之后连年的战争与政治运动，国人人人自危，大学也不安宁，谁有心思去静下心来作科学思考？及至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浪潮和近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多数人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科技才得以普及。但是，富裕的生活并不一定与发达的科学精神相伴随，石油国家的挫折就是例证。当统计数字告诉你今天的中国大陆有近亿股民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再次对国人的科学精神进行测评。这实际上是问：100年了，国人的科学精神有无提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科学的本质。所谓科学，其核心要素是类似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可以重复。理化意义上的科学更严谨：实验的条件是严格控制的，否则结果难以保证。反之，不可控的条件下去轻率推论就是不科学。如果众多的国民普遍喜好在充满风险的股市试试运气，这个国家的风气就很难说是严谨与科学的；倘若上亿股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抱着赚大钱与暴富的目的去的，就是说投资者只期望涨而不期望跌。如果认为凡事只有进没有退，这怎么能说是科学精神呢？实际上，投机者多抛开理性，置理性不顾者其行为无法科学，我们虽不能说股民越多国民科学精神与理性越差，但是我们可以说股民规模化、群体化、单向思维化的思想状态是有悖于科学精神的。如果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更理性的人，相反，是急性病心理更多，则未来发展的持续性与长期性值得质疑。
科学精神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今天，人们在讲述励志故事时，兴奋点多集中于低起点与高成就之间的反差。须知，成功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是统计学的常识。从人生目标定位上讲，并不是人人都应该去争当第一，每个人其实只可能根据自身的资源到达相应的发展极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第一无疑是违反统计学规律的。小概率事件就是小概率事件，真正的顶级成功者就那么几个，个别人的成功他人无法复制，因为条件千差万别。须知，即便在制造富人的房地产、电子商务、制造业和软件领域，无名的失败者是多数，出名的成功者只是极少数。如果要科学地讲述成功的故事，MBA的案例教学是一种方法，即要把每一个转折点的前因后果讲透彻；如果要科学地树立人生观，还是要记牢成为普通人的概率最大，还是安心于平凡的人生最现实，还是把手头的事情做准确更能赢来幸福感。少投机，多钻研或许是更有益于健康的人生观。
“文化变革”与“文化治国”
小修小补的文化项目无法担当文化治国的重任。文化治国是一个利器，使用时必须谨慎小心。
自1840年至今，中国有过三次大的文化变革：第一次发生在1861至1895年的洋务运动期间；第二次发生在1915至1926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第三次发生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间接推进了政权的更替，其他两次文化变革虽然没有改变政局，但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科技、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对政治的显著作用，以及运用文化进行治国，已成为中国的特色。
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指明了科技强国的道路。洋务运动的文化变革，直接的原因是清朝战败，失利之后要图强。这是当权者领导的变革，奕訢、文祥、沈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积极倡导，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其目的不是革朝廷的命，而是补充知识与技能，提高工业水平，增强军事对抗能力。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北京的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在1896年前翻译出版了352种西方书籍。通过派留学生出国，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科技与法律知识，部分弥补了传统文化偏重四书五经农而轻科军工贸的不足。
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当权者卖国而触发，由民间抗争而起。它的支点缘起青岛的路权，但迅即升级为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运动。事件虽然来的突然，但是思想早有准备，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受过西方教育，理论上早已埋下伏笔，其目的已不再是造洋枪洋炮，而是要从根上颠覆固有的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欧洲中心主义。五四运动的主题已经由洋务运动的自然科学转变为社会科学，其措施是“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极力主张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这场运动来的比洋务运动剧烈，对社会的冲击性更大。五四运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最后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
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方面的重点之一是破四旧，批崇洋媚外，铲除封资修，运动本身远超出文化的范畴。这场运动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文斗加上武斗，工农商学兵全参与，几乎打乱了所有的秩序，大多数行业都出现了倒退。这一次文化变革没有做西方的小学生，它是正宗中国制造的，其内容和形式都是独创的，甚至试图输出到海外，不过最后的评价是负面的，以至于被称为“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几乎砍断了自洋务运动以来向外国学习和积极对外交流的发展脉络，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外交也非常孤立。但是通过真理问题的讨论和拨乱反正，中国经过30多年的努力，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达到了自洋务运动以来从没有企及的高度。坏事在前，好事在后，大退步之后是大进步，两者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1840年至今的三次文化变革，从发展过程来看都是“伤害后的增长”，似乎有一条潜在的法则：只要在文化上大搞一次，中国就会大发展一次。文化治国，就是要善于组织或应对主题鲜明的大型文化行动，以取得国家的全面大发展。小修小补的文化项目无法担当文化治国的重任。不过历史也同时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变革，总是在付出人的尊严与生命的代价，总是伴随着对人的伤害和对人权的践踏。如果国家的进步以人的牺牲为代价，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取的。文化治国是一个利器，使用时必须谨慎小心。建立起比“伤害后的增长”更为主动和健康的文化治国模式，是努力的方向。
爱国、进步、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的路途依然漫长而修远。
（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胡适：《胡适留学日记》，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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