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绝对统治地位，“强资—弱劳”不平等格局加剧。客观地讲，跨国生产对资本家阶级发挥着整合作用，而对无产阶级却起着离散作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有利于跨国资本家组织起来，形成跨国的阶级联盟。例如，跨国公司的扩张、跨界并购、跨国联合董事会以及各种全球经济活动的安排等，将世界各地的资本家联合起来；而各种弹性生产的劳动形式，例如外包、转包、家庭劳动、血汗工厂和其他压迫性生产等，却使劳动支离破碎。这一新的资本—劳动关系建立在民族国家和跨国空间的裂隙之间，有利于资本家阶级摆脱民族国家和社会控制，将其新的权力结构制度化，从而在政治和社会环境上巩固了 “强资—弱劳”格局。
最后，跨国生产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部分民族国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内部生产结构的跨国融合，那些通过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 “跨国阶级”，正经历着与其他国家的 “国内阶级”进行超国家融合的过程。资本积累过程的去地域化，使得竞争越来越发生在跨国环境中的垄断集团之间。这也就决定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家积累与全球积累、国家分支与跨国分支之间矛盾的体现。
全球治理：社会的反向运动还是资本的自我革命
资本遍布全球的跨国生产，使得跨国国家机器应运而生，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历史任务。作为这个时代的“良心”，皮凯蒂掀起经济学领域“一场理解不平等发展的长期趋势的革命”，并提出全球资本累进税的激进政策。但遗憾的是，皮凯蒂没有意识到，剥夺资本的利润就是革了资本家的“命”，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伊肯伯里也没有意识到，“普遍的管理参与”的前提是消解阶级对立，“削弱国家主权”更意味着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存在与否将变得不再重要。这些都大大超出了资本主义自我改良所能容纳的阈值。只有经历一场资本内在否定的革命，资本才必然扬弃“利润”，成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主权国家才会必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球治理，只有放置在“资本—劳动”的现实生产关系中，放置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发展坐标上，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否则，再善良的愿望、再美好的设计，都是镜花水月。于是，《21世纪资本论》所针对问题的正确思路应该是：在一个资本权力不再受民族国家调节和组织的时代，如何重建全球大众阶层的社会权力？
我们所需要的全球治理，是又一次的社会反向运动，还是一场“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革命？是手持资本“福音书”，继续沉耽于资本主义自我改良与进步的幻想中，还是最广泛地凝聚起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和全球无产阶级，彻底改造 “资本—劳动”的关系，重建大众阶层的社会权力，打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实际上已经在铺就一条通向人类文明新类型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布满荆棘，但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的历史意识，并勇于担当重任。
（该文原题为《“资本内在否定性”方法论视域中的跨国资本和全球治理》，全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5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