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融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
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能成为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我始终认为，哲学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家不应像沙漠里的高僧那样，腹藏机锋，空谈智慧，说着一些对人的活动毫无用处的话；哲学家不应像魔术师那样，若有其事地念着一些咒语，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水中的月亮是天上的月亮，眼中的人是眼前的人。哲学应该也必须同现实“对话”，这是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离开了现实，哲学只能成为无病的呻吟。在我看来，无论哲学家个人多么清高，多么超凡入圣，他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不能不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认识活动、提出问题并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哲学来说，问题及其解决的方向，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开展提出来的。”（卢卡奇语）不管哲学在形式上多么抽象，实际上都可以从中捕捉到现实问题。存在主义极其抽象，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文化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已经无所适从，所以总是“烦”。
由此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有的哲学家甚至想方设法远离政治，但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涵着政治，总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效应。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否定性的辩证法，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这就是说，马克思之所以重视辩证法，背后有其现实问题，有其政治内涵，这就是批判、否定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辩证法的学理性，而没有看到它背后的现实问题和政治内涵，就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强调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往前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启蒙哲学登上历史舞台，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登上历史舞台，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往后看，海德格尔哲学“从头到尾都是政治的”，政治参与是“其哲学的逻辑结果”（彼得·盖伊语），“哲学家海德格尔和政治激进主义者海德格尔是同一人”（汤姆·洛克莫尔语）。即使解构主义哲学也不是所谓“纯粹哲学”，与政治无关。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解构主义是通过解构既定的话语结构来挑战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结构。
同时，政治需要哲学。如果说“哲学家不时地以其哲学名义，投身于政治研究乃至政治进程中”，那么，“政治家或有时利用哲学概念使其政治企图合理化，或有时寻求哲学的忠告”（汉斯·斯鲁格语）。的确如此。没有经过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力量，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很难获得人民大众的拥护。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哲学，提出实事求是，就是为了批判教条主义，从而正确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邓小平之所以重视哲学，重申实事求是，就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从而正确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离开了这一政治背景，仅仅从学理的角度去理解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还原为一般唯物论和认识论原理，就索然无味。当然，哲学命题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效应并非等值，但哲学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却是无疑的，而且同一个哲学命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可是，它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转变为一个政治性命题，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常识”契合着当时的政治问题，而当时的政治问题也需要这一“常识”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
哲学不应成为某种政治的传声筒或辩护词，因为哲学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即科学性、反思性、批判性；哲学也不应远离或脱离政治，因为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其政治效应来实现的。哲学与科学的不同地方就在于，科学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样，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如此，高深莫测的解构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学哲学，就是要培养自己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同时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并使二者达到高度统一，从而真正理解现实，把握历史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