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记者：您对国情研究院提出了三个字的要求：出思想。而我们对智库的一般理解首先强调“出对策，出招数”。怎么看待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胡鞍钢：智库也被称为思想库，出思想是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最难的创新。出对策相对来讲比较具体，也比较务实，能够直接满足政府决策的需要。通常政府智库更擅长于此。大学智库，不仅要出对策，更是需要出创意、出思想、出战略、出政策。我把它统称为公共决策知识。不只是免费提供，还要主动提供、及时提供。要在关键时刻为关键人物提供关键的信息、知识，以思想引领对策而不是就事论事。
智库不仅服务于政府决策，更要影响社会。对策会因事因地因时而不同，也会随着事过境迁而消失，但思想却不同，是反映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规律性的东西，会久远而广泛地影响社会。
毛泽东曾经在1963年提出一个哲学命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形象地讲，智库就是要制作小型精神原子弹，使精神原子弹释放出物质原子弹那样的社会威力，因为思想具有核裂变或聚变的能量。
关键问题在于：智库如何创新，如何出思想？首先需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思想者就是一匹“天马”，思想库就是一队雁阵式的“天马”，在思想的天空中“自由自在，行空万里”。
需要说明的是，思想的自由不等同于胡思乱想。思想是具有社会价值的理性思维，任何一个思想都是可以被识别、被判断、被检验的，其标准既要看它能不能产生社会价值，更要看其能不能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思想的“天马”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必须稳固地立足于中国大地，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把中国视为我们研究的大舞台、思考的大空间，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表达。
正如已故教育家匡亚明所说：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因此，智库作为国家瞭望者，在以“出思想”为追求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醒自己认识现实、立足现实、服务现实。
5.记者：高校智库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大主力军。在您看来，建设高校智库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必须具备的要素？
胡鞍钢：高校新型智库应遵循决策咨询研究、人才培养、基础研究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明确建设高端智库的定位，成为国家的“外脑”。我一直主张中国这个东方巨人需要两个大脑，智库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外脑”，并确立四方面的定位和作用：一是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二是国家战略的“谋划者”，持续跟踪参与国家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设计与咨询；三是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对内直接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服务，对外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智库交流，成为学术大使、智力大使；四是国家治理的“监督者”，客观评价和评估国家治理绩效，促进国家良治。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知识具有双重性，既有正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既可能富民强国，也可能祸国殃民。为此，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充分利用大学优势，建设“三位一体”的高校智库平台。“三位一体”，一是教学平台，这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平台；二是研究基础，这是最核心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三是咨政平台。“三位一体”才能使教学基于原创研究，科研基于创意、创新和创造力，资政具有独特性、创新性、持久性。“三位一体”本身如同乘法，发挥了我们的学术创造力，提高了我们的知识生产率，扩大了我们的决策与社会影响力。
建设“领军人物+专职化队伍”的高校智库团队。大学智库不仅要出成果，更要出人才。只有人才汇聚，才能出高质量成果；反过来讲，只有通过智库研究进行密集性的知识投资、知识创新，才能使人才更优秀、更杰出、更卓越。国情研究院按照“小实体、精队伍”的原则，创办了一个特色鲜明、充满创造力、活跃在中国大舞台上的大学智库。前段时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出版了我的《2020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简称《超级中国》），韩国KBS参考此书韩文版拍摄的《超级中国》纪录片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研究院拥有一个专业基础扎实、多学科交叉、团结协作的专职智库团队。这个研究团队具有“小而精”的特点——专职研究人员少，但学历学位高、专业素质高、知识面宽广、效率高、成果多；还具有“少而美”的特点——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口碑好、美誉度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