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对天皇的愚忠愚从、源远流长的武士道精神、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古已有之的种族优越论，日本文化缺少忏悔与认罪的基因，这是导致其拒绝承认侵华战争罪行的重要因素。正视并深刻地反省历史，对日本自身、对亚洲、对全世界有所交代，是日本无法绕过的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共期待。
【关键词】侵华战争 天皇 武士道精神 实用主义 种族优越论
【中图分类号】K313.46 【文献标识码】A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曾是友好的邻邦。但自近代以来，随着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微，日本高调地加入到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行列，不仅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尤其20世纪30年代的对华侵略，那种残忍、肮脏和血腥绝对是整个人类的耻辱。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日本民族从未就其侵华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做出公开、正式道歉。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嚣张，政要们参拜靖国神社常态化，公开否认侵华罪行，修改历史教科书……无论中国和其它亚洲受害国家如何愤慨，日本依然故我。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否认侵华罪行？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寻着这一线索，以文化的视角做一简单解析。
盲目服从天皇的绝对权威
在以种植水稻等作物为生的小农社会，日本民族极其信奉太阳，将其感情寄予太阳，并尊其为天照大神，盲崇太阳及其后代的化身—天皇。
日本是神眷顾的国家，天皇十全十美，比佛还善，“佛九善而皇十善”。在这千年一脉的文化承续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权威至高无上，天皇号召的战争，那就是“圣战”，哪怕死人再多、再残酷，也要义无返顾。当年，裕仁天皇一声令下，全国迅速掀起了参军入伍的热潮，送行的人群呼喊着“光荣地回到靖国神社”，把参加“圣战”者送上了战场。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说：“我不哭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孩子；我落泪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儿子可以送上战场了。”侵华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写道：“1937年9月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日本民众抱“为国捐躯、为天皇效力”之信念，就这样以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走向了侵华战场。他们凶狠残暴且深以为荣，给中国人民带去了血和泪，却丝毫没有罪恶感。“因自己的努力不够才导致失败”的内疚心理而剖腹自杀的群体和个人屡屡出现。据了解，日本国内民众固执地排斥受害国要求赔偿的行为，部分民众甚至认为因战争带来的死伤是正常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道歉、赔款等问题。一位被关入管理所的战俘还宣称自己毫无犯罪感，扬言其战争行为是在效忠天皇，并以所获奖章为至高荣誉。日本投降后，很多老人跪在裕仁天皇巡幸走过的路旁痛哭流涕地说：“陛下，真对不起！战争打败了！”
明治神宫占地70公顷，是东京市中心最大的一块绿地，在寸土如金的东京格外醒目。日本向来缺少与天皇平等对视的传统，有的是对天皇的敬畏、恭顺和精神依赖，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的积淀，已固化为日本人最原始、最本能的下意识思维和行为习惯。神明的天皇和永远正确的国家，遵从天皇旨意为大日本帝国而战，虽败犹荣，何罪之有？不仅70年前的侵华战争是这样，之前数次的侵华战争也是这样！
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武士道精神形成于日本封建社会的中期，是武士阶层修炼的准则和信仰追求，它要求对主君的忠诚，不惧怕死亡。那么以何种标准来评价一个武士的优劣呢？即死和如何死。武士的身份地位也借此体现。《万叶集》中有诗句也印证了这一点：“让我死在我君主旁，我永远不会感到遗憾。”另据《忠臣藏》记载，曾有47个关于日本武士为主君报仇献头颅，剖腹自杀的故事，这正是日本民族超常忠于君主意识的绝好体现。
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精神演化为军国主义，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动力源之一。1890年天皇颁布《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官方的推动使其迅速转化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道德伦理，对主君的忠变为对天皇的忠，且是绝对的、单纯的和无条件的。在战前，武士们服膺强者，蔑视弱者，以弱肉强食为法则；对主子和强权，它恭顺、忠诚，为之可以切腹、自焚；对弱者则刀劈、枪刺，做活体实验也在所不惜。技不如人时虚心求教，一旦自觉强大则侵略扩张，有着“全部”或“全不”的极端化思维。同为侵略战争的罪犯，日本的东条英机在死前叫嚣：“天皇陛下万岁！”而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则表现得截然不同，他为自己为德国民族曾经犯下的罪行而深感愧疚。
武士道精神实是一种荣辱系于胜负的“耻辱文化”：面子重于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为了挽回面子可以决斗、拼命，切腹，还可以掩盖事实，否认真相。日本人一致认为那场无条件“投降”的战争是大日本国和大和民族的“耻辱”，致使其拼命地掩盖、否认侵略事实—不论是否真正掩盖得了！战后，日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政客们更是信口雌黄篡改历史。
1998年8月15日，在全国战死者追悼会上，首相小渊惠三讲道：“那场战争，不仅我国、还给许多国家，特别是对亚洲近邻国家带来了苦难和悲哀。我对此谦虚接受，并深刻反省，在此表达哀悼之意。”含糊其词，愚惑民众，无正视和反省之意。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罔顾铁证如山的史实，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坚称日本投降日为“终战日”，其政见一如故往。在战后，根据治安维持法，日本政府命令所有参战者缄口不语战事，所有报道和出版物删除侵华史，教科书则要严格筛选，回避、隐瞒或封杀罪恶的真相。
1949年文部省出版的教科书对侵略一事只字未提，在有关章节中对战争内容的阐述也是基于本国利益，以本国为受害者的视角立场，篇幅中充斥着战争中本国国民牺牲，经济遭受冲击等字眼。超半数的历史教科书，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南京大屠杀一笔带过，战后赔偿表述为“已解决”。官方每4年审定一次教科书，教科书的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态度。4月6日，文部省再次公布了明年（2016年）教科书审定结果，南京大屠杀由杀害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日本人认为他们是二战中的正义之士，是他们将遭受苦难战争中的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统治中解救出来。日本民族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原子弹的袭击，为天皇效忠死伤的武士，为战争所遭受的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自己是最无辜的受害者。而他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则被全然蒙在鼓里。
今天，战争当事人在逐渐减少，50岁以下者已无侵华历史的记忆，年轻一代仅知其前辈为了“大东亚共荣”曾经“坚苦卓绝”地在中国“进出”、在台湾“垦殖拓荒”、在东南亚从事“解放事业”，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或自愿的“献身”；年轻一代对中国误解重重且充满偏见，每当中国就历史或现实问题与日本交涉时，他们普遍地认为是寻衅滋事、小题大做甚至是挑战。如今，武士道已非公开倡导的精神信仰，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其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战前，它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助推器；战后，它又使日本失去了肃清军国主义流毒的思想资源和有力武器。
1945年8月14日，天皇一声令下，数百万日军立马缴械投降，徒手背立于路侧，静等盟军接管。恭顺如斯，盟军高统帅麦克阿瑟为之惊悚，深恐废除天皇制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社会震动。于是，在美国的卵翼下，天皇制得以延续，众多沾满受害国人民鲜血的战犯也因之存活于各级政府机构里，有的甚至位居高位，从而为翻案埋下了祸根。1988年昭和天皇病重，这种特殊文化及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再一次得以彰显。是年底，天皇病危，各大电视台“自肃”，不上演任何节目，电视上只有皇宫的画面，底下有一个字幕：每隔半小时我们向您报告天皇的血压、体温及关病情；晚上，人们不再去喝酒，说天皇有病我们要“自肃”。1970年，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以武士的身份在三呼天皇万岁后切腹自杀；1988年，长崎市长本岛因直言昭和天皇有战争责任的见解，竟然遭到枪击。日本右翼代有传人，其共性是拥护天皇制，不允许批评天皇，甚至不允许议论天皇。爱天皇就是爱国家、就是爱日本的文化和传统，否则就是动摇皇脉与国本、冒犯民族尊严。为了迎合右翼和争取民众，日本历届政府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态势，若像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跪地谢罪，无论是政要还是普通民众，都是一件与虎谋皮的事情。
信奉弱肉强食的实用主义原则
日本属于太平洋岛国，国产资源贫乏，土地资源有限。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与地大物博的大陆国家相比，日本缺少安全感而多了危机意识。在喜怒无常而又威力无比的大自然面前，人之力十分渺小，生存或生存下去就成了日本人一道难解的题。单一的民族，日本人崇尚团结与集体的力量，渴求神灵的庇护，越多越好，决不会因教义、原则而拒绝一个神或佛的保护。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是一个多神教，而且是唯一一个不以良善作为信奉标准的宗教，只要有用哪怕是昆虫、毛发、牛鼻上的铁环都可以膜拜不已。由是，那些罪恶滔天的战犯们被放到了靖国神社，至于受害国的感受自然不用考虑，甚至会倒打一耙，说亵渎了他们的“英灵”。在道义、公理、原则与生存的价值取向上，生存处于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