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对象的社会身份来看，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平民化特征。过去关注的都是上层政策的制定者、杰出人物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等等，现在逐渐将目光投向农民、工匠等普通人。在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大家讨论的都是诸如中世纪某个德国小镇上的妇女在其社区里的经济角色、家庭劳动等议题。
2．史学观与方法的变迁
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包括经济史研究中争论最大的是“西方中心论”。细节须赘言，我想说的是耶些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譬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在学理上是否站得住脚?事实上，西方也好，中国也罢，作为世界的一部分都是有局限的，无论以何种“中心论”来看待中国这个研究对象．都不可能客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心论”本身就值得反思。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所创造的这套话语系统、分析结构呢?有的学者，比如黄宗智，主张破除一切西方话语系统，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概念系统、分析系统，他将其称之为范式。但随之而来的批评便是：这样做得到吗?在国际化的当下，我们能否将西方社会科学系统中的“西方中心论”成分剔除掉，而只保留它的研究方法?诸如此类的争论一直在持续。
早期的经济史研究，用的基本上是历史学的方法，譬如考证、实证等；20世纪中期开始从宏大的历史哲学、历史规律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研究主题的扩大．史学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方法已经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在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几乎看不到使用单一研究方法的成果。即使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其提交的研究成果也深受社会科学以及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方法的增加使经济史研究的变化成为可能。最近两年的国际经济史学大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生活水平问题。经济学认为，生活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准。虽然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依然是收入、分配、消费等，但是研究的范畴受到了社会学的深刻影响，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层，而是精准到某个社团、某个郊区的生活水平。如果将不同历史学家用此类相似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便有了跨地区、跨国、跨大洲研究的气象，得出的结果也更有意义，也不会像过去何炳棣先生笼统地提出18世纪中国的生活水平比法国要好的说法那样令人难以信服——第一缺少证据，没有量化分析；其次缺少标准．所依据材料的样本是否充分、是否采用了第一手档案都不可知。至于细致到对某个小社区的内部关系作出很明晰的解释，何炳棣、谢和耐等老一辈学者都还做不到，这也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不复存在，它更多地呈现为经济史、社会史、观念史、生态史、文化史等各方面的糅合样态。
3．研究国际化
过去我们常说日本风格、中国风格、苏联风格、美国风格、欧洲风格等等，但今天好像越来越趋同了。有人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我觉得也不尽然。当然，从语言方面来说，英语是最强势的。国际经济史学大会规定使用的两种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但开理事会时，只有法国人说法语，大多数人都听不懂，昏昏欲睡。得益于英语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它的学术成果往往格外受到重视。还有些国家尚未摆脱殖民地心态，认为用英文发表的文章才算一流的，用本国文字发表的文章是二流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偏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好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不留意国外同行正在说什么、做什么的。
基于上述关于经济史研究趋势的三大判断，我们应该具有国际视野。
结语
国内经济史学研究较之1950年代是大大衰落了。过去作为“五朵金花”中的重头学科，经济史研究曾经对政治史研究、国家政策制定等产生过深远影响，但现在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这意味着经济史学与其他学科联系得更紧密了，像在座的赵世瑜先生，便是从经济史研究转向社会史研究的。在老一辈学者譬如何炳棣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上，经济史—社会史一观念史的演进轨迹也依稀可辨。何先生的晚年著作是《<孙子兵法>考》和《<老子>考》，这是思想史方面的东西。很多西方学者也是如此。譬如孔飞力写的最后一部书《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关于观念史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进入到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参加国际经济史学大会的经济学家要比历史学家多得多。其中也不乏一流的经济学家。他们在经济学领域取得成功之后，希望能在历史中得到印证，于是转向经济史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极其反对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而是希望看到不同的东西。
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学者进入到经济史的研究中，使得经济史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了。一方面，固有的旧模式正在逐步消除；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正在逐步加强，由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全方位地看待历史才能实现。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