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一代以陶希圣、陈登原先生等为代表，第二代以何炳棣、吴承明、傅衣凌先生等为代表。何炳棣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担任过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的华裔学者，其成就有目共睹，其学术道路也启人深思。正如主持人张国刚先生所言，今天这个以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为主题的座谈会，只谈其学，不谈其人，主要目的是请大家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辈学人所开创的道路。
作为引言，我想谈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问题。
为何需要国际视野?
中国史学研究要不要走向世界，要不要全球化，是学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去理解。在经济层面上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应该融入而不是抗拒全球化。但学术层面就比较复杂，特别是像历史这样在西方被划归为人文或者艺术的学科，以及诸如此类民族特性比较强的学科，其全球化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就值得商榷。但无论如何，即便自己承续的依然是乾嘉理路，了解他人(国外)的研究状态也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史学研究应该具有国际视野，已为学界所认同。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而言，它与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其他学科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经济史)诞生伊始便是一个国际性的学科。中国原来没有社会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是从193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经由日本、西欧、苏联等国传人的，所以其学科规范、理论构架、分析方法等都建立在外来学术的基础之上。虽然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仅仅局限于经济制度研究及初期经济史料的考核等方面。但其研究路径与西方并无二致。20世纪50年代后期N70年代的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同样来自西方。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历来就是全球性的、国际性的。
英国前历史学会会长巴维·克拉夫曾经说过，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还引用名为戴维斯的话说，到目前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做出了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基于这样的一种共识，西方的经济史研究也逐渐从对经济制度的考核、经济史料的辨认转向了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因此，经济史是历史学科中最早社会科学化了的学科。众所周知，无论流派如何纷杂，经济学科是没有国界的，以它为基础的经济史研究自然也没有国界——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研究方法相似。
全球性、国际性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中国际视野不可或缺，如果硬要闭门造车，学术水平就不可能提高。
国际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观照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期社会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三大趋势：
1．研究对象的变迁
从研究的对象内容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早期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当然，这里的经济制度内涵很丰富，与政治制度也有关联)，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经济制度史研究。196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对象大大改变，譬如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口研究、生态环境研究、大众文化与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等等，都成为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对象。1990年代以后，研究对象愈发扩展。如今，国外经济史研究早已突破了早期经济制度史研究的狭小范畴．而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环境史等密不可分。在西方，依然延续三四十年代的方式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很难找到；在国内，这样的学者也越来越少。
从研究对象的时间来看，西方过去的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革命时期，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先秦两汉等较早时期。譬如对周礼、均田制、两税法等经济制度史的研究。1970年以来，研究对象的时间逐渐后移，近代早期成为重点研究时段。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罗兹·墨菲曾在国际经济史学大会上讲，明清经济史研究在全美中国学(汉学)研究中，实力最强，学者最多，学术水平最高。但有些学者为了捕捉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长期特点，将对象时间拉得过长，譬如有些近代经济史研究者将对象时间追溯到晚明、甚至宋代，也有过犹不及之处。至于国内的断代史研究方法在西方早就被淘汰了。
从研究对象的空间来看，呈现出缩小与扩张的两极态势。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过去的经济史研究都把中国看做一个整体。但197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的空问单位越来越小。我连续参加了几届代表西方主流史学研究思潮的国际经济史学大会，每届都有几千人，至少120场的研讨会，但几乎没有人讲俄罗斯怎样、中国如何这样宏阔的议题，都是谈其中很小的范畴。这种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改变无疑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此同时，政治区划、地域分割被进一步打破，譬如一些学者提出的东南亚经济圈等等。缩小和扩张，二者相辅相成，使经济史研究实现了将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地域共同体的整体性认知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