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反映历史地理动态变化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
另一个难题是文字考证与地图的结合。即使是一般读者，也希望知道历史地图制作的根据，例如为什么某地要定在这里，某条线要画在那里，都需要了解具体的史料根据；更不用说专业研究人员。当然，可以在地图后面附上解释文字，或在地图集以外出版文字考释的专著，但都很难避免查找不便、无法与地图上的点线对应的缺点。而且，考释文字的详略也不易掌握，简略了虽能节约篇幅，但满足不了专家学者的需要；详尽了则往往数量太大，使用的人却相当有限。
当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本世纪以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通过国际合作，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一旦这一系统全面建成，只要信息具备，任何时间空间的历史地图和相关的信息都是模糊检索、任意获得，任何具有时间和空间指标的信息都能利用这一平台。这一系统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加上中国拥有持续年代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因而这一系统拥有无可争议的领先优势。
求实学风使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坚持真理中经世致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求实学风体现在两个方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经世致用，服务社会。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既需要地理学的科学原理和精神，也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但其研究结论有时会与已有的其他研究成果不同，或与当时的政策相悖。如1962年谭其骧先生发表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认为要根除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必须充分注意中游的土地利用方式，建议要积极地综合性发展农、林、牧，逐步转移或减缩耕地，变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为合理利用。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和政策影响下，他的结论和建议非但得不到重视，以后还成了他反对“以粮为纲”的罪状。但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和实践早已肯定了这篇论文的价值，他的建议已成为事实。
1980年，谭其骧先生在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方案中提出，唐时期的吐蕃分幅图采用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为标准年代，以显示吐蕃的极盛疆域。一些学者担心这样的画法会被敌对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者往往心有余悸或心有预悸，不敢越雷池一步。谭其骧先生认为，“中原王朝管到边疆非汉族地区应该画，边疆民族政权管到汉族地区也应该画。只有一视同仁，才能消除民族隔阂，体现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历史”。他的坚持得到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支持：“我认为谭其骧老教授的意见是客观的和公正的”。
经世致用、服务社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坚持的重要原则。禹贡学会筹备期和成立之初，正值国难深重之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边疆史地研究、内蒙古考察、相关沿革地图的编绘成为学会的重点。上世纪50年代后，侯仁之先生长期从事北京历史地理和沙漠变迁的研究，史念海先生在长期深入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开创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谭其骧先生对黄河、海河、长江中游水系、上海地区海陆变迁等进行研究，并以数十年时间、合全学科之力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些都对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融合、社会和谐、人口控制、环境保护、防灾抗灾、城市规划、文化传承等领域，都不乏历史地理学者的声音和影响。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属于中国、热爱中国，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地理的研究没有禁区，研究者享有充分自由，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或见解，但在发表或运用这些成果时，会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尊重民族感情、遵守社会公德。
不过，中国历史地理学得以顺利发展的时间毕竟不长，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分支的空白还有待填补充实。我们要继续坚持创新和求实的传统，抓住科技发展的新机遇，争取新的突破。如原始资料的一部分空白或不确定，有望通过大数据处理填补和共享，“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建成和不断充实完善能更广泛有效地服务国家，成果的深化和运用将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