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但长期以来并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作为历史学的分支，以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义存在。1935年，当时在北平出版的《禹贡半月刊》才以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作为刊物的英文译名，直到1950年才形成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发展规划。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学科框架已基本形成，各分支的成果已大致具备。此后又经过20多年发展，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一批令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回顾发展历程，创新与求实始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之道。
创新精神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不断发展
坚持创新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不断发展并取得令人瞩目成果的重要原因。以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例，它就是一个坚持创新的成果。编绘历史地图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公元3世纪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18篇（幅）已经具备历史地图的要素，公元8世纪末的贾耽已以“古墨今朱”（以黑色标志历史内容，以红色标志当今内容）为方法绘成了全国性的《海内华夷图》，传世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问世于12世纪初。1934年初，顾颉刚与谭其骧等筹备禹贡学会时，就将研制一套中国沿革地图列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955年，毛泽东同志要求为学习历史提供实用的历史地图，谭其骧受命主编，数十位相关学者参加。开始确定的方针，是以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为基础进行重编改绘。但他们很快发现，传统的编图原则和标准已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如《历代舆地图》只画中原王朝，不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聚居区域；采用大致相同的比例尺，无法适应历史地名和其他要素相差悬殊造成的疏密不均；因采用的底图精度有限，古今对照往往很不精确。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最终决定将“重编改绘”变为新编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
《图集》以如实反映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为目的，确定以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的中国的基本范围。历史上所有在这一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包括虽有部分辖境在此范围之外但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围内的政权，都毫无例外绘入图中。以前的历史地图集只能以文献资料为定点上图的依据，而且由于历史记载极为浩繁，编者精力有限，错漏难免。在历史文献本身记载错误的情况下，地图上的差错更难避免。《图集》充分利用历史地理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吸收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地理、考古、民族等相关学科的成果，用于核实、校正文献记载，填补文献空白。如对边疆地区图幅的编绘，由于广泛收集了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参考了国外的论著，所以内容更加丰富准确。对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历史上变化较大的自然要素，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因而改变了不少传统的错误说法，对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黄河、长江、海河、辽河等的变迁过程都采用了新的结论。对大多数只能依靠文献资料确定的点和线，也组织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无论总图还是分幅图，《图集》都确定标准年代，尽可能显示同一年代的政权疆域和政区建置。《图集》采用了按各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地理区域）分幅，各幅又按其内容的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必要时插入比例尺特大的局部图，彻底解决了图面疏密不均、内容相差悬殊的难题。
但严格说来，《图集》应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图，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历史地理学界数十位学者合作编纂了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已于2013年出版，后两卷将于近年问世。这无疑也是坚持创新的成果。
另外，《图集》采用标准年代，这固然使重建的历史景观更加科学，但也带来新的矛盾。比如，由于史料方面的原因，《图集》一般只能选与正史《地理志》或补志所取的年份作为标准年代。但从历史或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年份不一定有代表性，更难反映出该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地理志》所载往往是一个朝代的极盛疆域，选择这些年代编成的疆域政区图必然会给多数读者造成一个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终强盛广大的错觉，不了解历史上同样存在过的另一面。以唐朝为例，尽管总图已增加至3幅（总章二年，669年；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元和十五年，820年），大致显示了唐朝的疆域由盛至衰的变化，但分幅图基本是以唐朝极盛的开元二十九年为标准年代的，因而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这150余年的疆域收缩和政区变革就得不到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