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政治中的负面效应主要存在于官员之间，下级官员在从事行政行为时，上级官员在对该官员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评估中，负面性方面占据了很大权重。高压反腐和网络的兴起，使官员的负面效应的曝光率大大增加。要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需要破除负面效应，建立合理的官员评估体制，改变极端的思维方式，明确规定官员的各种约束，并且正确对待网络舆论。
【关键词】 负面效应 官员不作为 高压反腐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负面效应是美国的学者在研究选举时发现的，指在各种信息处理中，相对于同等程度的正面信息，人们会更加倚重负面的信息。换言之，态度的形成不是一个正反两面简单相减的过程，负面的评价具有更大的权重。①
上级官员评估下级官员时，负面性信息占据很大权重
美国的负面效应研究主要是选民面对候选人的反应。尽管研究对象与中国有差异，但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也有启示，中国政治中的负面效应主要不是体现在民众与官员之间，而是存在于官员之间，具体来说指下级官员在从事行政行为时，某方面出现了问题，上级官员在对该官员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评估中，负面性方面占据了很大权重，甚至仅仅依赖负面性方面，就否定了官员其他正面的信息。可以说，负面效应所带来的负面性偏见是目前官场中一种较为普遍的思维方式。
负面效应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很大关系。负面性偏见的来源多是上级官员，同时他们还是负面性偏见的具体实施者，即他们用负面性偏见评估下级官员。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官员现有职位的维系、乃至于升迁，除了自身的政绩外，很重要的掌握在上级官员的手中，具体来说，官员的升迁必须有上级官员的举荐，然后组织部门考察。这就决定了官员必须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负面性偏见产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领导与下级之间关系一般，甚至是恶化，某些领导仅仅依据官员的某一否定性方面就决定了该官员的命运。除了上级领导个人的喜好外，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上级官员的自我保护。一旦自己的下属被媒体或网络曝光，或者被上级部门查处等，这些官员害怕下属官员的不当行为牵连到自己，导致对下属的处理过严过重。
官员的负面性思维也与我们的政治文化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在评价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往往以偏概全。自孔子以来，倡导中庸，即在两个极端中间寻找平衡点。评价人物也应该如此，应该根据某人的功过得失进行综合评价。由于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孔子的这套中庸之道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对人物作简单的好、坏的二分。这种思维方式从最早来说，应该是战争年代形成的，倡导阶级斗争，实行敌我二分。但是“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我们不应该用战争的思维方式来治理国家，当然也不能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评价官员，否则就会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目前的高压反腐和网络兴起所带来的压力，使官员的负面效应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
负面性思维需要有针对的对象，即做出负面行为的官员。高压反腐导致官员的不当行为不断出现。本届政府与往届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加强了对官员的约束，以下方面导致官员不当行为增加：
一是打破了原来的一些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与法律之间存在着矛盾，在现实的实践中这些潜规则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譬如一些官员贪污之后，一旦身居闲职，或者退休之后，就意味着安全着陆。或者某些地方依然存在着用忠诚换贪污的做法。但是本届政府上台之后，打破了这些潜规则，使对官员的约束重新回归到法律的天平。过去一些成为摆设的法律、规范等，现在变成真正对官员约束的利器，这无疑增加了对官员的约束。
二是密集出台了一些规定。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八项规定、反四风等，对官员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各种节假日等。同时全国各地配备了数量不等的监督员，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有违反的官员，立即进行举报、查处。规定越多，束缚越多，官员犯错误的可能性越大。
三是制度的规定。本届政府对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譬如党的系统加强巡视制度，政府系统中设立巡回法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