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朱 力
【摘要】在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的背景下，抽象地讲社会要形成一种共识是可以的，但具体到某件事物的看法，客观上是无法形成共识的。因此，简单地讲一个社会的共识是不可取的，我们只能够寻找、建构一种相对多数人的共识，既占主流地位的共识，寻找大多数人的精神公约数，如一种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核心价值，一种大多数人赞成的集体意识和基础性的规则意识。对社会治理的共识，其实是一个随着社会结构转型而变化的过程。
【关键词】社会治理 社会氛围 社会共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21世纪以来，在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经济矛盾，如征地拆迁矛盾、改制矛盾、劳资矛盾、环境矛盾等，这些矛盾围绕着利益分配而产生，不仅仅是经济组织与其成员的矛盾，连政府本身也卷入其中，形成干群矛盾，而这些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演化为重大的社会矛盾，甚至可能转化成政治矛盾，影响到政府基层执政的合法性。这些矛盾仅仅靠市场经济自身无法解决，靠政府现有的行政管理体系也无法解决。
在这种背景下，从本世纪始，中央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发展理念，找到了社会建设这一新的路径，通过社会管理创新以形成社会治理体系，从而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重大矛盾。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是管理的自为阶段的话，通过总结三十余年的经验教训，现在，我国摸索到了新时期社会发展的目标、理念、战略、路径、措施，进入到了社会治理的自觉阶段。
社会治理从内容上可分为社会治理理念系统、社会治理主体系统、社会治理方式系统、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机制、社会治理能力等。如果按照社会治理的系统可以分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两大部分。前者是指社会治理的机构、队伍、设置、制度、政策等治理实施的一系列要素，以及相关的要素相互联系起来以后的运行机制。这是与社会治理相关的自身运行要件的构成系统。后者是指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共识（精神认同）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文化、精神要素，是社会治理得以成功实施的一种社会文化条件与精神气候。
社会的软件系统也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对社会治理的共识，如对社会治理基本价值、基本理念的接受、对治理规则意识的认同等，这样社会治理的实施措施、方式才能够被接受，社会治理过程才能够完成。另一个部分是整个社会中存在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精神气候，如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治理的看法、态度、反应等。
当前还没有形成深厚的支持社会治理的社会氛围，即一种有利于社会治理的精神气候。当只重视社会治理的机构系统建设，而忽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系统与精神气候建设时，社会治理将会出现事倍功半的状况。反之，当机构系统与文化系统共同协调时，社会治理则会产生良好的效果。现在学术界主要是围绕社会治理的硬件体系研究，关注社会治理软环境的研究还不多。
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某项治理的政策或者措施初衷不错，是为民办好事，但就是实施不下去。在社会治理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这种情况。社会治理中要发挥多元社会力量的作用，要有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积极参与，有的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还不太支持，有些公众也并不关心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也不高，认为治理、服务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这就是在治理软环境上没有形成共识，致使社会治理举措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无形的阻力，大家在行动上不支持。没有治理的软环境，社会治理无法流畅运作。
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共识呈现出群体化、阶层化的特征。特别是有些群体利益不同，行动方向不一致，甚至相反。这导致了认识的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与以往社会控制中的情景不同，异口同声的支持、拥护，高度的共识，发展成共识的断裂。
异议在社会舆论中已经是一种新常态，既有一部分民意与另一部分民意的不一致，也有一部分民意与主流媒体观点的不一致。在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的背景下，抽象地讲社会要形成一种共识是可以的，但具体到某件事物的看法，客观上是无法形成共识的。因此，简单地讲一个社会的共识是不可取的，我们只能够寻找、建构一种相对多数人的共识，既占主流地位的共识，寻找大多数人的精神公约数，如一种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核心价值，一种大多数人赞成的集体意识和基础性的规则意识。社会治理的共识是随着社会结构转型而变化的。
社会控制严格时期曾经形成过高度社会共识
计划经济体制下，刚性的社会结构与严密的控制机制，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度整合状态。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的中心权力高度吻合。国家通过行政系统的资源输送，管理控制各种行政单位，各种单位又管理控制着个人。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稳定的，社会成员享受着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和铁饭碗，没有竞争与紧张感，共享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相似的价值观。“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计划社会“政治挂帅”，政治运动重于经济活动，意识形态严密整合。社会生活中的人是“政治人”或“精神人”，更多关注的是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安全问题。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压力，不断地强化着意识形态的核心“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强化着统一的、单一的意识形态。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压力传递到个体身上，会使社会成员屈从、服从、认同，这种精神压力作用于个人行为，起着社会塑造的作用，使社会成员思想呈现高度趋同性，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共同意识”。
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引导人们思维的单向性与行为的趋同性。同时，也强化着社会主文化的核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这种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强烈排斥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个人欲望处于一种被否定的地位。而社会高度的组织性，社会流动的封闭性使人们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使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道德规范的约束成为可能。
社会中每一个组织（单位）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教化功能，组织在其整个活动中要花费相当的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对组织成员进行思想教化。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带动了道德、习俗等社会软规范的同构，围绕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精神氛围，社会成员形成了一种个体的自律性和道德性，社会成员成为“组织人”、“纪律人”、“道德人”，社会失范处于很低的状态。这既是社会控制严格的结果，也是社会控制得以继续的精神文化基础。信息封闭的社会是社会成员思想一致性的前提，在没有更多信息的状态下，思想可以统一，行为选择可以统一。
市场经济使社会共识的基础变化了
市场社会中经济优先的社会思潮，使统一的、集中的、单一的“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计划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被市场非意识形态化的理念干扰。过去被排斥的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在市场经济时代开始被更多人所接受。追求个人权利、权益、自由、平等、个性等价值理念得到社会的认同。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化的载体是资源的私有化，与私有化相适应的个人取向的价值理念逐步占据上风，信奉个人主义价值理念的社会成员日益增多，这在给社会带来巨大活力与创造性的同时，对社会共识带来了一系列的消解因素，其许多行为方式也更容易与规范产生冲突。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意识形态外在强制性压力大为减轻，严密整合的状态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理念传播形式由外在的强迫变为个体内在的认同、接受。在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产生的新的阶层、新利益群体，不仅仅是职业阶层的新生，也必然会产生适合每个阶层或利益群体的价值理念。新的阶层或新的利益群体在对待社会事物中，基于他们的利益和立场，有着相似的认识与态度，会形成趋同的心理状态，汇集成较为一致性的观念。在无数个体的互动中也会形成这一阶层特有的“亚文化”，会形成特有的一套逻辑系统与价值理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业道德观念，各个利益群体中的成员会以一种新的目光审视一切社会现象，会对原有的价值观念予以重新评估。计划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主要依赖于单位（组织）的政治学习，这种政治学习至今保留在党组织、军队中，在其他的组织中已经大为减少甚至不复存在。传统的灌输型的宣传教育方式功能式微。
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体系的不统一，而当有些价值趋向不统一，甚至是方向相反时，价值理念间的冲突便产生。“某些时候，信念与信念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感觉上的知觉也是相互共存的。一旦我们陷入怀疑，就会觉得两种信念都是不可缺少的；每种信念都有存在的理由；每种信念都会产生行为的动机，都可以说不，甚至都是预设好了的；它们彼此对立，相互争夺。要想摆脱这种怀疑，我们就必须祛除一方”①。这就是为什么在计划体制较为单一的意识形态的统合下，人们的价值认同较为单一。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会认同也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选择容易产生选择的迷惑和选择的不确定，必然导致对社会治理的不同看法。特别是手机、电脑与网络的普及，使信息传播有了即时性的特点，传统的思想教育部门、宣传部门、主流媒体的把关人对信息筛选的功能正在减弱、丧失，社会已经进入“后把关人时代”。人们在思想上对价值理念的选择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符合主文化的亚文化、部分符合主文化的亚文化、不符合主文化的反文化都有了存在的空间，当各种复杂的、众多的、甚至是矛盾的价值理念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社会成员有可能产生思想认识的迷惑与价值选择的迷惘。这是一种精神生活的不确定性，基于价值理念在选择时的不稳定性。这些，无疑增加了社会共识的难度与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