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发展根源：帝国主义的全球控制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认为，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独霸世界地位的确立以及不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加快，各国内部及国际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都在加剧。全球经济政治问题的成因是多元的，但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及其控制下的有关国际组织应负主要责任，它们控制了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并占有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当前的危机也不再简单是市场自发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美国金融寡头有意识地操控政府和中央银行，影响财政、货币、市场规则、舆论导向等政策杠杆，所从事的金融战争，以大规模掠夺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并打击国际竞争对手。它们以“治理危机”为借口，变本加厉推行金融掠夺政策，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衡。因此，亟待改革国际经济组织，积极发挥金砖国家、亚投行、东盟、非盟、二十国集团等的正能量。
津巴布韦非洲农业研究所所长萨姆·莫佑（Sam Moyo）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有两个控制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新形式：废除保护农民、应对国外廉价农产品进口的价格补贴机制；以“发展”名义，持续侵蚀农民土地制度。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2007—2008年粮食危机，抢占非洲的土地，它们不仅生产粮食，还制造了生物燃料价格和土地投机价格的泡沫，把更多的穷困农民驱离家园。发展中国家实施新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反抗帝国主义侵蚀的关键。它要求实现全面的土地改革，保护全体农民的土地权益，并建立地区工业政策体系，抗衡当前市场导向的功能性地区化。
东南非洲贸易研究所利亚兹·泰约伯（Riaz Tayob）教授认为，迈克尔·赫德森提出的“超级帝国主义”论，解释了美国霸权在危机后仍有的持久性，因此需要强调维护国家货币主权在当前的重要性，包括发展融资、满足经常账户需要和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希腊货币危机即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设，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关于法律和金融在危机时期明显为权力服务的悖论，以及缺乏可信的主权债务重建机制，为特里芬悖论所强化的美国例外性等，支持了这一思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本杰明·科恩的“货币的去领土化”论，论述了“第三世界通往国际法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