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9—21日，由南非克里斯·哈尼研究所（Chris Hani Institute）和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共同承办的“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与危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10届论坛”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来自中国、南非、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爱尔兰、奥地利、印度、巴西、津巴布韦、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的百余名学者出席。学会颁发了2015年度（第5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项启源研究员获此殊荣。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美国麻省大学大卫·科茨 （David Kotz）教授认为，每次资本主义严重危机发生后，都需进行重大的制度重构。用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分析当前的危机，尽管新自由主义非常顽固，但它全球治理的制度结构，造成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资产泡沫和高度投机的金融业，从而为今后的制度重构提供了三种可能的方向：（1）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2）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3）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分析可以为倾向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力量，提供理论依据。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普瑞坦·辛格（Pritam Singh）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向来是不平衡的。危机后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金砖国家发展速度较快，当前世界经济重心转移有三大生态影响：（1）金砖国家的人口规模加上其高经济增长率，考验世界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2）生态约束使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发展模式，不能在金砖国家复制。（3）由于金砖国家经济崛起给全球生态带来的压力，未考虑生态因素的发达国家的传统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再可行。对全球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表明，只有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是走出生态危机的唯一途径。
印度旁遮普邦的包文德尔·辛格·提瓦纳（Balwinder Singh Tiwana）和帕拉玛基特·辛格（Paramjit Singh）认为，作为制度特征，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稳定，历来都取决于国家对市场外部关系和内部运作的干预。因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取决于资本积累的稳定性，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政府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随着社会阶级演变而发展，日益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主导经济和社会事务。随着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和剩余价值剥削方式的长期结构变化，政府的干预方式从自由主义转向福利主义，再转向新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