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坐学术研究“冷板凳”
作家刘墉曾写到，有人得知他作为诗人、画家却不喝酒很是吃惊，问他灵感如何得来。他说，有些人非借酒不能画、不能写，我却不必喝，就画不完、写不尽，请问谁的功力高？身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邓晓芒去过两次德国，第一次一月，第二次一周。在邓晓芒看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能去德国感受一下当然挺好，但对此并无硬性要求。当年康德在哥尼斯堡谈起中国见识不凡，人家问他何时去过中国，他说自己从未去过。做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东西已经载于哲学经典，在书中就能发现哲学家思考什么问题、如何思考问题。而通过其他方面的阅读，也可以看到哲学家所在国家精神文化的大致面貌。
邓晓芒以西方哲学研究而闻名，却不像一些学者长期浸淫于西方国家当地的学术文化环境，头上没有什么“海归”的光环，在一些人眼里大约是有些平淡的。除此之外，他做学术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低调平实，也不见有特别苦闷或者特别意气风发的日子，学术生命中似乎少了一些所谓的“大学者”的奇崛经历，在有的人眼里可能也缺乏故事色彩。其实真正的学术研究往往要坐冷板凳，康德每天5点起床，然后沉思、写讲稿、写著作、讲课、散步、阅读，看上去也是十分寻常乃至于乏味的。
当被问起在学术上进展最快的是哪一段或哪几段时期，邓晓芒的回答十分坦诚，却很是触动人心。他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时期，每段时间自己都抓得比较紧，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和杨祖陶老师合作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是邓晓芒学术研究中的里程碑式成果。前后共花10年时间，但他仍不觉得艰苦。最初是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女士联系杨老师，希望他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他就带着邓晓芒一起干。邓晓芒当时对于电脑打字还很不习惯，就想通过做翻译来换笔，练习并习惯打字。因为翻译毕竟不是写作，是个技术活，不存在打字影响思路的问题。邓晓芒主要负责翻译，经常翻译完一两万字就交给杨老师，杨老师负责校对。杨老师花在校对上的时间比邓晓芒花在翻译上的时间要多得多。他们一直用这种默契的流水作业方式把书翻译完了。
邓晓芒作息很规律，不像一些人喜欢熬夜读书、写作。他说：“我是比较冷静、比较理性的一种人，我的生活都是理性安排的。”虽然从不寄望于在夜深时分碰到灵感，但在讲课的时候常能冒出灵感，所以他认为课堂录音很重要。现在，有学生长年累月跟着他，他走到哪就跟到哪，把他讲课、讲座的视频录下来然后传到网上，这也为他“回放”并记录下自己的灵感提供了便利。
用理性安排生活，还表现在邓晓芒不爱“凑热闹”，能够在一方天地里扎下根来安心做学问。对于邓晓芒来说，武汉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已经习惯了在那里生活、为学。即使是好友相邀，他也丝毫不愿“挪窝”。上世纪90年代，他的好友张志扬、陈家琪、萌萌——他称之为“海南三剑客”，一起力劝他南下海南，被他婉言拒绝。“他们当时还有一种浪漫情怀，都是文学迷，觉得海南好，偏于一隅，是个‘世外桃源’或‘自由王国’。我说我要干活，我不想去。我没有什么浪漫情怀，我就是想踏踏实实干点事情。我不想瞎折腾，而换个地方就意味着一次大折腾。”当时去海南形成了一股风潮，却没有吹动“坚如磐石”的邓晓芒。
由于精力主要倾注于学术研究，邓晓芒渐渐“荒废”了一些兴趣爱好。邓晓芒原来的业余爱好是美术，从乡下返城后还跑到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混在工农兵学员中间蹭课，画石膏像还得到老师指导，因为老师以为他也是工农兵学员。后来他又迷上了雕塑，自己在屋子里弄雕塑。他还喜欢看文学作品，因为他觉得文学是一种比较本质的生活，一个人要丰富自己的生活，除了接触现实就是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把作者凝结在文字中的生命体验与思想结晶吃透、消化，实际上就相当于自己多活了几辈子，世界再大也能尽收眼底，生活会更加有趣、更有味道。和当时武汉大学的杨小凯老师一样，他也曾试过写小说，开了好几个头，有一次写了好几万字，终于半途而废。“太理性了写不成，每写到一个人就要去分析他的心理，这样就写不下去了。”他也曾爱过写诗，写过不少但自认为没有写得好的。这些爱好，全部被学术研究“打压”或“取代”了。
邓晓芒坦言，自己不是圣人，面对诱惑也会动心，但是一想到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学术研究——要做，就会自动屏蔽掉其他东西。他着迷于哲学，并且把它当成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事来干。现在看来，这项事业还远没有到打上句号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