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标准：产出切实可用的高质量成果
智库不能有“库”而无“智”，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始终强调的观点。什么是智库之“智”的集中体现？首先就是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如果没有拿得出手、起到作用的成果，建立再多的‘库’也没用”。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对此深有同感：“现在智库文章特别多，但有的毫无新意、粗制滥造，提不出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建议。”她认为，作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疑难杂症”的机构，智库要出高精尖产品，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措施；智库研究不仅要有理论高度，而且更要有现实针对性。进一步地，成熟的智库必须有长期的、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如果只是应付现实问题，而没有长远的研究储备，研究成果很难有高度和深度，也必然缺少发展后劲。
“重要的是，智库应当成为一个提供行动方案的库，而不仅仅是一个‘空想的库’。一旦决策者需要智库提供建议，智库要能快速响应，提出解决方案。”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表示。
怎样产出高质量的资政研究成果？专家们认为，人才与人才的合理使用是关键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用“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三个词概括智库人才的必要特征。他认为，智库学者应该对特定研究领域有专门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有专业程度的核心技术；有走向市场竞争接受实践检验的能力。
“中国智库里的人才应该更加多样化，不仅依靠中国自己的研究员，也应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整合起来，更能符合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马丁·雅克认为。
郑永年心目中的智库人才，必须有“知行合一”的能力与自我要求，有不依附于权贵利益的独立心态。在他看来，这甚至比呼吁体制机制改革更为根本，“人如果不变，体制怎么变都没用，学者应该多一点自我反思，多一点身体力行，而非整天抱怨外因不成熟”。
开放心态：加强国内合作、国际交流
为了了解各国智库的真实生存状况，詹姆斯·麦甘每年都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外奔走。他急于和中国智库交流的是，如何打通学科界限，实现智库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从而更好地提出解决方案，因为“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往往是复杂的、跨领域的，单一学科背景很难应对”。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看来，和“跨学科、跨领域”同样重要的，是智库之间的团结合作。“一定要认清智库发展的时与势。今天的中国智库还处在发展阶段，只有各家智库携起手来抱团发展，各自‘跨出大门’，才可能共同提升中国软实力。”
在国内协同发展，与国外加强沟通。谢刚建议，中国智库要跟全球进行常态化交流、多层面沟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我们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反映到自己国家的政策当中，及时优化我们的决策。”
“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今天，我们能够在中国看到很多非常棒的提议和设想，比如‘一带一路’政策，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是有些国家对此并不了解，甚至会有误解，这就需要智库更好地向外部传播。”马丁·雅克指出。怀着期待与热望，他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表达了期待：“希望中国智库健康发展起来，不但引领中国改革，也在推进全球发展中发挥更强大的力量，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