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改革派官员面临两易两难的现状
王天恩：当前为官，满足高层次需要更容易，满足低层次贪欲更难；想干事更容易，要干好事业更难。
马克思早就深刻指出，人的本性就是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不仅受生理、心理所决定，更为文化和制度环境所影响。观念、文化和制度环境不仅会使价值观变形，而且使是非标准变形，甚至能使逻辑扭曲。
人之所以热心从事某种活动，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只是在社会分工中，不同的岗位主要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做官难易是相对于具体条件而言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一是社会外部环境；二是个人内在需要。这两方面条件又关联在一起，构成互动机制。八项规定和高压反腐急骤逆转了官场的社会环境，也必定逐渐使官员的内在需要产生重大影响。就这两方面具体条件来看，当前为官，两易两难：满足高层次需要更容易，满足低层次贪欲更难；想干事更容易，要干好事业更难。
“官”是管理岗位，本来是具有管理能力，能为大众谋福利，自己则在管理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才干，成就一番事业的岗位。如果官职异化为谋求个人低层次贪欲的职业，甚至成了投资营利的场所，升官为了发财，官场沦陷为低层次私欲膨胀之地，那社会规则甚至法律就会形同虚设，遭到破坏，社会风气和环境就会陷于恶性循环。谋求低层次贪欲的人到了官员岗位，只能促成发财为官，产生贪官、“不作为官”。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清官更难，贪官更容易；只有对的人到了对的岗位，才能促成事业为官，做官有所作为，成就“事业官”。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清官、“事业官”更容易，贪官、“不作为官”更难。
做贪官、“不作为官”需要一个好坏不分、是非颠倒的舆论及文化和制度被破坏、瘫痪甚至崩溃的环境。而清官、“事业官”则不仅需要一个清明的制度环境，还需要创新的环境，这样才能在管理岗位尽可能释放管理创造力。
就官场动力学来说，社会环境至关重要。在社会中，存在方式决定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又构成社会的存在方式，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八项规定从行为开始，矫正行为方式，使社会环境——社会存在方式改观，从而反过来影响思维方式，并进一步影响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又使社会存在方式发生逆转，营造清官易，贪官难的环境和机制。
众所周知，为官不是“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而行的问题又是规则问题，规则问题是执行问题，执行问题是体制问题。体制好了，为官环境好了，官德也好了；这时候，做贪官、“不作为官”难了，做清官、事业官易了。
因此，八项规定制度化，使贪官、“不作为官”不易，清官、事业官不难，堪称当今清廉公正为官，事业为官人之福；当然更是中国大众之福。
当今中国官场，要让清官、“事业官”易，贪官、“不作为官”难，也不是个认识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执法不严，在这样的环境下，浑水摸鱼易，认真办事难。致力于制度建设的明智就在于：不指望人不做什么，只限制人不能做什么。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执法严明，在这样的环境下，认真办事易，浑水摸鱼难。
当社会环境与人的需要相匹配时，不管是社会外部环境与人的内在需要相契合，还是人的需要为社会环境所俘获，都往往会进入这样一个机制：行多意惬，意惬情同，情同知随——这在八项规定前是恶性循环的机制，而在八项规定后则可能成为良性循环的机制。也是当前为官，两易两难的根据所在。
因此，当前做官是更难还是更容易，取决于官员的需要、追求和人生目标，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需要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官职是社会的高层次岗位，不是以低层次贪欲为主要追求，而是以为大众谋福利作为自己事业主要追求的岗位。因此，官职应当让那些以通过为大众服务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公民进入。这一方面是对官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官职应当成为满足这种需要的人的用武之地。只有这样，事业为官才会成为官员的内在需要。
要辩证地看待改革派官员的难与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