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5日中央深改组会议上提出重用“改革促进派”的用人方针，这标志着党中央在新时期对干部选拔任用标准进行了新的顶层设计。然而实践中，“改革派官员”往往面临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官员的魄力和胆略总是被现有僵化的制度所限制和阻拦，造成改革沦为了空洞的口号。由于真正期待和呼吁改革的群体难以纳入到主导改革的力量之中，结果，许多与改革相关的政策，运行到最后竟然与大众的利益严重背离。同时，一场意义深远且需要不断持续的全面改革，显然不能只靠一个改革小组来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激活“改革派官员”、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便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探讨“改革派官员”的难与易，将会对我国官员推进改革有进一步的启示和指引作用。基于此，人民论坛特邀业界专家学者和干部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特邀专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立华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陈抗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王天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教授 曹永栋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吴志华
【主持人】 人民论坛记者 谭峰
改革派官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难的
杨立华：为政不易，当官不易。但若政治清明、官员优异，自然也是人民之福、社会之福、国家之福，人人都在翘首以盼。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从更根本和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当官是否更容易了”事实上是一个“假”命题。我认为“当官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是很难的”。“当官”其实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是要解决“大”问题和“公”问题的。说具体点，除了和一般职业一样有基本职业要求以外，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夙夜在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枕戈待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天下为公”，官员执国家和人民公器，自然恒无小事。
特别地，在当代和未来社会，官员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即使有技术和组织的改进和革新，可以部分地降低问题的复杂性，但由于社会自身复杂性的日益增加，当官，尤其是要当好官，只会越来越难，对当官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许多问题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官员不仅要有战略视野，也要有战术策略，不仅要精研理论看高远能够“顶天”，还要扎根基层接地气能够“立地”，不仅要有才，还要有德，不仅要有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也要有人文和道德关怀，还要适应当代社会新形势的要求，不仅能干而且能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属不易。
一句话，为政不易，当官不易。但若政治清明、官员优异，自然也是人民之福、社会之福、国家之福，人人都在翘首以盼。
改革派官员为什么更难了
陈抗：在目前的体制下，官当得好不好，百姓怎么说还不怎么算数，关键是上级认为好不好。因此，制定一套评估标准对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非常重要。
现今当官到底是更容易了还是更困难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为官的大环境究竟起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给为官之道带来哪些变数？我以为，现在的环境有三大变化。第一是社会变了。随着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给民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平台。这使治理的基础产生根本的变化。第二是要求变了。在结构调整期，官当得好不好的标准正在改变，这使许多人难以适应或者无所适从。第三是条件变了。以往那一套激励干部的方法不能用了，新的方法又还没有找到，使干部动力下降。不少人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说“当官容易”其实是在发牢骚。
第一个变化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不过，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变化正在加速，影响力也在扩大。以前当官的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气派，干三两件大事、留几个可以称道的标志性项目，然后就功成名就、愉快升迁。现在民智已开，需求多元。你说是“造了福”，人家偏不买账。不但不给你评功摆好，有时还要引来骂名，批你瞎折腾，搞不好还要闹出个群体性事件来。要让人民满意似乎是越来越困难了。
社会基础的改变其实要求治理模式作出相应的转变。以前那种政府统管一切、以为官员比百姓高明的观念都不断地受到挑战。不少地方政府其实已经看到这个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开始认真落实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在目前的体制下，官当得好不好，百姓怎么说还不怎么算数，关键是上级认为好不好。因此，制定一套评估标准对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非常重要。但是，这套标准在改革难度大的时期却又很难制定。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50多年以前就指出，高速增长是一股破坏稳定的力量。速度越快，制造的矛盾和社会错位越多，产生的利益冲突也越大。当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主要被少数人获取时，又会增强社会中“相对输家”的攀比心态和仇富心理。
目前我们又再度进入改革的艰难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官员们似乎再次面临不明确的评估标准。一方面，“不以GDP论英雄”开始在考评标准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一旦地方的经济增长率太低又会面临“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考量，要地方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为当地的经济增长负责。这种要求每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至少达到全国划一的最低增长率的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从1960年到1990年，钢铁工业开始逐渐被淘汰。随着钢厂倒闭，大批炼钢设备被废弃，“钢谷”成为死城，每年人口平均减少1.1万人。在这30年里，服务业的提升远远无法抵消重工业崩盘带来的影响。显然，行业的调整给不同地区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要在“钢谷”保增长、人为地抵抗市场的调节，其结果只能是浪费大量宝贵的资源、放弃创造新增长点的机会。理性的人们一般不会指望经济结构的调整给各省、各市、各县的经济增长率带来同样的影响，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保证在调整期经济增长达到全国划一的最低增长率也显然是非理性的。同样地，要推行协商民主、依法治国，也必须有相关的评估标准。官员如果看不到明确的标准，就会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可是，好的标准无法那么快就出现，需要花时间来制定。落实依法治国需要修订和废止保护部门利益的恶法、编列政府部门职能的正面清单、建立机制来惩戒不依法行政的行为；推行协商民主也需要树立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这些都不是在短期能够完成的任务。于是就出现名义目标看似明确、具体目标却不很明确的现象。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在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后收入显著提高。随后，城里的国有企业也开始发奖金。由于财政拮据，政府当时无法为官员提高收入，只好允许公职人员通过各种创收活动提高收入。这应该说是一种权宜之计。从政府到军队，从医院到学校，到处掀起创收的浪潮，形成了全民经商的态势。 “财政包干”、“分权让利”的政策使那些敢于尝试改革的地方政府能够扩大地方财政收入，掌握比别的地方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加大改善政府官员生活的力度。这种做法形成了与改革目标兼容的激励机制，把地方官员拉到改革阵营中来。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然而，这个激励机制有很强的惯性，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造成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至上的局面，由此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潜规则，造就了一个寻租社会，造成今天反腐败任务严峻的局面。原有的激励条件改变了，新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网上近来在热议公务员涨薪的事，还有关于养老金并轨、职业年金的讨论。一些地方试行的聘任制也令人关注。总的来说，激励机制的设计面临两大矛盾。一是基数大与激励不足的矛盾。二是流动性与稳定性的矛盾。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也许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是用高薪激励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公务员，并且让他们终身任职以保证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对于一般公务员则服从能进能出的市场机制，以绩效考评制度淘汰懒政怠政者，不需要采用特殊的薪酬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