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是与改革开放这个伟大历程同步展开的，既是后者的重要内容和成就，也不断从改革开放中获得动力和支持。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封闭条件下谋发展，也不能关起门来兴法治”。在开放的条件下推进依法治国，既对中国依法治国的推进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有力条件。在过去30多年的法治建设中，对外开放起码在三个方面对于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越是开放的领域，法治建设的推进越快。毫无疑问，经济领域首当其冲，无论是在立法的数量方面，还是在执法和司法实践方面，都远远走在其他领域的前面。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在法治建设上承担了更多、更具体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要求进行了修改完善，并且制定出一大批新的法律法规，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国际规则的经贸界、法律界人才，为规范和改善中国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其次，越是对外开放水平高的地区，法治建设的水平也相应更高。对外开放水平高的地区，经济社会生活更加活跃，各类利益关系也更加复杂多样，对于法治的需求更强。在法治实践和应用中，人们的规则意识提升也更为明显。反过来，法治建设也为这些地区的继续发展和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从而形成了经济社会对外开放与法治建设不断深入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三，国际社会的经验、做法，不仅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也影响着社会的法治意识的形成。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法治建设积极吸收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从法律体系、立法程序、立法技术到执法、司法实践，乃至法治工作者的培养训练，涉及诸多方面。中国法治建设的开放性，直接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在短短30多年间，中国不仅对于各国的法治建设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在许多方面实现了与国际法治的有效对接。更重要的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全社会的法治视野更加开阔，对于法治的了解更加丰富，对本国的法治建设有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整个国家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党章这样的基础性制度文件之中，而且通过不断完善的立法、日益严格的执法和司法以及整个社会对于法治理念的切实体认和践行，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追求的价值。最近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这既是对过去30多年依法治国成就和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愿景。
与此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全面紧密，物质、资金、人员、信息等的跨国流动不仅数量巨大，而且频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离不开中国。有联系就会产生矛盾，有交往就会发生利益的纠纷和冲突，要规范这些交往关系，调节矛盾和冲突，就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同步加强法治建设。这是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提出的新要求。其次，中国的海外利益在不断增多，受国际因素影响的风险也在加大，维护和保障这些利益成为延伸国家职能的新要求。据统计，2013年我国内地居民出境旅游9818万人次，境外注册企业累计超过2．2万家，累计派出劳务人员近700万人次，海外留学生160多万人。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近十年，中国政府组织实施的境外撤离行动10余次，处理公民在境外遭绑架、袭击案件数百起。要切实维护和保障这些海外利益，不能只依靠本国的军事实力、外交斡旋、政治磋商，还要加强国内法治建设，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为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创造一个稳定的、可依靠的制度环境。第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起新的角色。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已经从国际规则的学习者、接受者、适应者转变为国际规则的维护者、建设者以及倡导者，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对象。中国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还要扩展到制度、价值文化层面，要通过中国理念、中国设计、中国方案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选择。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事务话语权，也会为国际法治的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持。
因此，在新的条件下，中国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要继续积极向国际社会学习，汲取各国的法治经验，更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法治建设之中，提升国际关系的法治化水平。习近平在2014年6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学上提出，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是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是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并且提出了多项具体举措。这也充分说明，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作为中国制定各项重大战略的基本考虑，已经应用到法治建设领域。实现依法治国与国际法治的有效互动，要抓住三个关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