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非常宽松，相当于经济当中的流动性多，并且这些资金的成本又非常低。这种状况下，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就不会太好。大量的资金就会转向投机，如股票市场等，股票市场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形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场大涨大跌，风险就会非常高，而平均回报率则非常低。这就是发达国家所谓新常态。
这种新常态在发达国家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达国家经济要恢复正常，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对此，国际经济学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学术界是有共识的。既然有共识，为什么至今未做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结构性改革都是收缩性的，一旦推行，会带来需求减少，从而增加失业。在失业率处于历史高位的情况下，这样做一定会引起民众的反对，很难推行下去。可是没有结构性改革，经济就不能够恢复生机。这是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局。
中国后发优势的潜力有多大
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恐怕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模式。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以后，我们就会转向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到底是多高？是政府提出的7%左右，还是学界说的可能会降到5%左右？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判断我们的增长潜力有多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内涵是我们的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如何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一靠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二靠产业升级，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它所在的行业附加值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因此，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但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它可以对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进行引进、消化、吸收。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也可以叫做后来者优势。
判断后发优势的潜力，不是看过去的发展怎么样，而是要看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数差距有多大。如果这个差距大，那后发优势的潜力就大；如果差距小，后发优势的潜力就小。而判断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差距，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人均GDP的水平。按照购买力计算，2008年我们人均GDP水平是当年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新加坡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我国台湾地区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韩国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后发优势，让这些东亚经济体实现了20年7.6%—9.2%的增长。按此推演，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讲，我们应该还有10年—20年每年8%左右增长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