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那些贵州“40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18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20岁上下，都是“50后”。我们这个小群体，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在“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这样的民间聚集，其背景与推动力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可以说，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
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7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
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上世纪80年代和“60后”、“70后”青年人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形成了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
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的青年有将近2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这也是“80后”自己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却引起了“80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2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看不惯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我是“30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直到“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