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中国学者，最好是学问好且精通多国语言，能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在国际主流媒体及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如果做不到，则不妨退而求其次，做好自家学问，然后借助翻译“走出去”。对于大多数英语不够好的中国学者，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通路。2007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德国的Springer出版公司（High er Education Press and Spring er-VerlagGmbH）合作，出版学术季刊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 ies in China。该刊遴选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批评史等），全文译成英文，推介给欧美学界。在该刊的《主编寄语》中，我是这么说的：“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谈艺录·序》），那基本是一种理想境界。理论上，做学问的人，都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才是；可实际上，单是不同语言之间的隔阂，便多少限制了思想的沟通以及学者间的对话。这还不算那些隐藏在语言隔阂背后的文化偏见以及立场歧异。如何填平这些有形无形的鸿沟，达成跨语际的对话，‘翻译’大概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见Fron 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Volume1,Issue1(2007)）五年间（2007—2011），该刊先后发表近140篇英文论文。前四年属于选文翻译，进行得比较顺利；第五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强烈要求下，逐渐改为英文原发。杂志下一步该怎么走，编委会和出版社意见不一致。我们的思路是：此乃中国学者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应兼及国际性与本土性；若过分强调英文撰稿，必定变成汉学家或留学生的阵地。因为，即便留学归来，能直接用英文撰写专深的文学研究论文，且达到国外学术杂志发表水平的，微乎其微。而出版社的目标是尽快进入A&HCI，这就要求编委以国外学者为主，全部英文撰稿，这样做，既省钱又好听，且容易“走向世界”。基于此理念上的差异，双方分道扬镳——第二年起，该刊改为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
在我看来，中国学者“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其实不是外语能力，而是学术水平。主编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的这几年，我阅读了大量编委推荐的优秀论文。说实话，让人拍案叫绝的好文章，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多。至于这个领域每年推出的众多学术专著（很多因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可提供出版补贴），也都不见得精彩。以我对国外学界的了解，值得推介出去的科研成果，并非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的愿望与人家的需求不一定合拍。若人家不需要，硬推出去，即便侥幸成功，也没有意义。
若着眼于自家学术水平的提升，而不是急于“走出去”，那么，与国外学者展开长期合作，或许是一个更为理想的途径。从2003年起，我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合作，召开“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选择北京、西安、开封、香港等重要城市，邀请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地理、艺术、建筑等不同专业的中外学者，举行小规模的专题性研讨，并出版论文集，效果极佳。比起很多得到政府或企业鼎力支持，故冠冕堂皇、花销惊人的“高端论坛”来，这种具体而微的“国际合作”，学者间的良好沟通与相互借鉴，更容易得到落实与呈现。
在中国，“走出去”一旦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定是粮草充足、兵强马壮。于是，不断地签协议、开大会、发通稿、编列预算、出版丛书、周游列国等，很是热闹。对于这种千军万马齐上阵且“荣辱与共”的感觉，我不是很喜欢。明知这么做可先声夺人，博得更多的掌声；但作为人文学者，我更欣赏“独行侠”的工作方式。
在一个到处渲染全球化、云计算、大数据的时代，我很惬意地享受上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便利，但又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行文至此，怀念一年多前去世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C.T.Hsia，1921—2013年12月29日）、原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年4月27日），在阅读这两位先生的著作及实际交往中，我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附记：
此乃作者2015年4月10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稿。只给十五分钟时间，且需事先提供讲稿，也只能如此轻描淡写了。会议主题是“培养合作：通过人文研究和创新架构文化桥梁”，说好特别关注译介问题。同行三人，长期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刘东，以及翻译过诸多西方批评家文论的陆建德，对此都有很好的体会；唯独我是彻底的门外汉。只是因组织者坚邀，且允许我“说开去”，方才斗胆仓促上场。会议刚结束，某在场记者跑过来追问，说他听出了我的话外音，似乎对正如火如荼展开的“国际交流”不是很热心，问为什么。独学则无友，寡闻则孤陋，这道理谁都明白，我不可能否认各国学者沟通与合作的意义。我担忧的是，随着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且越来越仪式化，很容易演变成场面浩大，但收效甚微。学者若过分沉湎于此，不仅耽误读书思考的时间，更因不断地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使得各自的思考与表达越来越趋同。长此以往，不利于学术创新。某种意义上，人文学者需要壁立千仞，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方才能有玄思妙想或惊人之论。当下中国学界，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但大学者或大思想家则难得一见，恐怕与我们过分强调“交流”而拒绝“独处”有关。所谓“明辨深思”，需要千里走单骑的勇气，也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及人文学者的精神气质时，我更欣赏“独行侠”，而不是如今常被领导挂在嘴上念叨的“领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