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这么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说，立场、志趣或主张迥异的人，很难在一起共事或谋划。进一步延伸，那就是，既然“相为谋”，必定是道相同——即便现在不相同，总有一天也能走到一起的。但这只是理想的设计，正在（或曾经）“相为谋”的，很可能日后（或早就）反目成仇。谈论“志同道合”者的“对话”很容易，而我更期望的是，工作目标及评价标准很不一样、各有各的骄傲与坚持的群体，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最终达成某种谅解与互信。
如此低调的陈述，是因为各国的人文学者，其思考与表达既受各自生活经验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又深深地植根于其使用的语言。不同学科的国际化，步调其实很不一致。自然科学全世界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科，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人文学科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努力倾听对方的表达、理解对方的思考，而不是一味争高低，或非说服对方不可。可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声音大，有人声音小，不存在绝对平等的对话关系。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除了政治与经济，在文化、思想、学术、教育等领域，同样不再满足于“跑龙套”“当学徒”（参见《“不能总是在当代世界文学舞台上跑龙套”——余华谈这中国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27日；吴晓明《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学徒状态”》，《文汇报·文汇学人》2014年12月12日），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学术、教育，固然跟其经济水平及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但不等于GDP，更多地关涉精神状态与文化自信。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先生曾问我：中国的人文学者何时能在世界舞台上“轻松自如”地表演——即便不是唱主角，也不能总是跑龙套。我说十到二十年，他很高兴，说这是他听到的最乐观的回答。不少人说需要五十年，也有说一个世纪的，这让他很郁闷。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在各个人文研究领域——包括中国问题研究，也包括人类未来的探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中国学者的意见。
但这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自然而然，有赖于中国政府及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一努力，不妨就从著作、杂志以及学术合作三个层次略为陈述。
具体到中美人文著作的译介，很长时间里，中国是输入远大于输出。这里包含学界的专业评判，也有公众的阅读趣味，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将此前政府行为的强行输出，逐步转变为资助有意愿合作的外国出版机构。只要有国外著名出版机构看中，中方出版社在输出版权的同时，可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设立、委托中国编辑学会具体操作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请翻译费用或出版资助。这三大计划/工程/项目都有严格的评审机制，能否公正对待每部提出申请的著作，会不会受意识形态或人情的干扰，目前很难评说。但这起码给中国学者不卑不亢地“走出去”，铺就了一条颇为光明的新路。
之所以说“不卑不亢”，是因为当下中国大学，颇有以是否“走出去”为评价标准的。如此焦虑的心态，弄不好本末倒置，学者们会为了“走出去”而扭曲自己的学术立场。“为国际化而国际化”，那样会丧失自家阅读、思考、表达的主体性。过分强调进入人家的学术场域，若自我不够强大，很容易变得随声附和，或被人家的政治立场及问题意识所覆盖。依我浅见，当下的中国学界，不要期待政府拔苗助长，也别抱怨外国人不理睬你，更不靠情绪性的政治口号，关键是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眼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助力，但弄不好也会成为陷阱——很多原本不值得译介的图书或论文，因得到政府的资助而得以走出去，反而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