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概念都是传统政治思想中不曾有的。即使是古代中国人所习用的一些术语，在近现代的语境下也有了较之以往不同的意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当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用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中引入的话语对传统政治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对此，或许有人以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与中国社会固有特点相适应的，因而没有必要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加以比较，而且也不应该用当今的流行话语来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
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置于现代语境下解读，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做西方文化糟粕的俘虏”或“整天仰视西方文化”。①其实，在当代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果想要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中有价值的一部分，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与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通约。也就是说，在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里，不应该有无法用当今世界流行话语进行解释的成分，否则，这种思想文化只能是没有意义的存在。
冯友兰先生在叙述中国哲学的研究状况时说：“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把中国哲学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之后，也就是中国哲学开始反思的时候，人们开始觉得，中国哲学中原来的术语很不够用。”于是，人们开始在佛学中找术语用[1]36。中国政治思想史与冯先生所说的情形十分相似，作为一门学问，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门研究也始于近代，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最早的一部政治思想史。据说，梁任公最初曾想写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而止笔于先秦。可以想见，当时，梁启超也一定感到了中国传统典籍中有关政治的术语明显不够用，所以，他只能从中国传统学术以外去找寻一些术语来用。其实，“中国政治思想”这个概念也是借过来的。
时下，有许多充满复古情趣的人们喜欢谈论“国学”，如果“国学”也可以从政治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知识体系。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所能提供的术语到春秋战国时已不足用，于是有了先秦诸子和六经。到了汉唐时代，人们对先秦经籍中许多术语的理解已经相当困难，于是有了注、疏。汉唐学者注解经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当时流行的话语重新解读以往思想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传统儒学才成为当时语境下能够被识读、传播的学问。两宋以后的学者之所以费尽心力注解经传，也是出于同样道理。通过诠释经典，历代学者在学理上也实现了某种进步，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愈益深刻。这一过程在我们的时代仍然继续着，所不同的是，当我们把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做的时候，我们有着更为深厚的知识背景和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世界各民族思想文化的融通，使得我们能够找到更恰当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来建构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我们一直强调的原则是“吸取精华，排除糟粕”。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精华和糟粕，必须在现代知识背景下加以体认。比较分析的视角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这种方式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弄清，面对东西方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那些思想主题，特别是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的那些思想主题，生活于我们之前的思想家作了怎样的回答，我们又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回答。在中西比较的视角下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是要简单地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之间孰优孰劣，而是现代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人类以往的思想成果的理论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