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少错案率，唐朝还制定了错案追究和司法监察制度
唐朝对错案追究体现的也是慎刑原则，可以警示官员认真办案，防止冤滥。错案追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故意制造假证据，将无罪之人判为有罪，或轻罪判为重罪；还有一种情况，即将有罪的人故意判为无罪或故意将重罪判为轻罪。凡此种种都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如果法官非故意而导致重判或轻判的，则减轻对法官的处罚。唐朝司法制度还规定，如果出现错案，不仅主审法官受罚，联署的其他法官也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上这些规定虽不能杜绝错案的发生，但无疑大大地减少了错案率。
此外，唐朝还制定了严格的司法监察制度，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司法部门内部的监察复核，以大理寺为例，通常由大理丞负责案件的审理，重要案件甚至由大理卿或少卿审理，其审结后，都要经过大理正的复核，如判决不当，则据法律来纠正。另一种则是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如果法官营私舞弊，枉法判案，则提出弹劾。
类似事例在唐代比比皆是，如宰相禇遂良倚仗权势，贱买他人田地，被人告发，大理寺从轻判处，经监察御史韦思谦纠举，唐高宗便把禇遂良贬到地方任职。唐文宗时，刺史宇文鼎与户部员外郎卢允中因贪赃被判处死罪，侍御史卢宏贞认为宇文鼎只是从犯，不应判为死刑，最终减三等判处。御史甚至有权对皇帝钦定的案子进行监察，如唐太宗因县令裴仁轨私役民夫，判其死刑，御史李乾祐认为这是轻罪重判，提出反对，使裴仁轨免于一死。
如果御史台没有履行自己的监察职责，则由尚书左、右丞负责对其纠弹，从而把所有的执法官员都纳入到监察范围内。在执行死刑处决时，除了有主刑官员外，还派监刑官员到场，如果发现冤屈，或死囚喊冤，则停止行刑，并上奏皇帝。
尽管唐朝的法律规定在不少地方都体现了慎刑的原则，然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因为唐朝毕竟是人治社会，尤其是皇帝的意志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如唐太宗曾命大理丞张蕴古审判李好德妖言惑众一案，张蕴古审理后，上奏说李好德患有癫狂之疾，按律不应治罪。太宗同意这一观点，未及宣布赦命，张蕴古却把皇帝的意见擅自告诉了李好德。被人告放后，太宗大怒，下令把张蕴古处死。事后唐太宗认为擅泄圣命，其罪不小，但按律不是死罪，承认自己意气用事，并指责宰相房玄龄不能及时进谏。因为唐太宗毕竟是明君，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于那些肆意妄为的皇帝，情况就不同了，如武则天时期实行的酷吏政治，滥杀无辜等。在唐后期皇帝颁布了大量的敕令，规定敕可破律，即敕与律的规定相抵触时，以敕为准。这一切固然是唐后期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在司法上的表现，未尝不是人治的一种表现。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注释】
①（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2页。
②（清）董诰：《全唐文》卷一四〇《理狱听谏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6页。
③（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2138页。
④（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八《论刑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8页。
⑤（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6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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