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解决贫困、实现共富的最佳切入点
近年来城镇化在被各级政府大力推进，与此同时农村的空巢化也越来越引人注目。近日有媒体爆出，陕西省榆林市一个村子全村只剩两个人，500多亩的土地很可能撂荒。杨培芳提出，在互联网发展的大环境下，“互联网+”新农村将会怎样？
杨培芳曾到苏北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做过调研，这个全国闻名的“淘宝村”正是凭借互联网的发展完成了转型，外出打工的人们纷纷回到了村里。
东风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此前，家家户户都从事废品收购，也有不少村民外出打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废品收购逐渐衰落，网络创业青年孙寒却让家家户户的“一根网线、一台电脑”改变“垃圾村”的命运。
2007年，毕业归乡的孙寒发现家具行业的巨大市场，他通过调查，开始摸索着生产简约家具在网上售卖，获得了不小的利润。自此，在孙寒的带领下，东风村家家户户都开起了网店，产品远销至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地，木材、板材的加工销售成为了苏北地区的特色产业。
“以前我丈夫和儿子都在深圳打工，现在他们都回来在我的家具厂给我打工，工资是他们以前拿到的两倍。”一个东风村六十岁的老太太这样说。
和马云在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一同敲钟的王小帮，也用同样的方式将山西省吕梁市的土特产售卖全国各地。
许多国家级的贫困村、县都是“越扶越贫”，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却不乏通过互联网走上致富路的典型。杨培芳认为，整个产业结构都在因为互联网的介入而发生新的变化，在农村，随时都可能找到与互联网相通的新切入点。
杨培芳认为劳动力素质低下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主要靠教育和信息。但是“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已经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佳切入点。
网络协同与公共理性
近年来，经济理论界遇到了新自由主义和新干预主义的二元悖论，“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实用主义政策只能加深危机。杨培芳认为，这暴露出理论研究的滞后和肤浅——要么交给“看得见的手”搞统治经济，要么交给“看不见的手”搞自由放任的经济。
杨培芳认为，在“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生产力时代，应该同时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社会网络的协同作用。
农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群族理性，工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个人理性，信息时代的经济伦理应该是公共理性，最后走向普遍幸福的信息社会。
公共理性正是建立在互联网信息透明的基础之上。“以前的市场环境下没有网络透明，必然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导致市场诚信缺失，一切人坑害一切人。”杨培芳解释，网络透明将使市场中的恶性竞争变成“透明博弈”。
在信息透明的环境下，交易要考虑到所有相关者的利益。“以前你不道德没有人知道，现在你不道德大家都能看见。在这种刚性氛围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这也会更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互利态度，并为他人提供有用价值才能得到合理回报。”
那么由谁来支持这种公共理性呢？杨培芳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的宣传、教育让国人只知有政府空间和家庭空间，不知公共空间为何物，所以才陷入一会儿搞公共服务市场化，一会儿又回归政府垄断的混乱逻辑。”为此，支持公共理性必须由未来人数最多、最有分享意识的广大中产阶级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