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罢免三公成为政治上打击报复甚至是夺权的手段
光武复汉后，光武、明、章、和、殇数朝仍是对祖宗元帝创立的引咎辞职先例不以为意，这体现在明帝永平十三年时，曾发生一次日食，时任三公皆免冠自劾。明帝则谓：“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丝毫未有拿三公开刀的意思。
安帝永初元年秋，由于淫雨不止，造成严重的水灾，导致饿殍盈野，盗贼蜂起。此时的安帝居然想起克绍箕裘，翻箱倒柜地寻出元帝压箱底的罢免三公的锦囊来，于是先罢免太尉徐防，次日又罢免司空尹勤。从此，除了冲、质二帝在位时间皆不足一年，可以忽略外，以后的顺、桓、灵、献四帝皆是亦步亦趋，宰相的引咎辞职联翩而至，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 ②
这一时期的三公纷纷引咎辞职，绝非只是偶然现象，它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当灾异发生时，罢免三公成为了一种政治上打击报复甚至是夺权的手段。前面提到董卓逆政时曾用这一招罢免司空，达成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事实上这种事在桓帝时既已发生。建和元年六月，光禄勋杜乔升任太尉。杜乔在此前即久拂大将军梁冀之意，此次履新后更是屡次反对梁冀的提议。对其恨之入骨的梁冀立即瞅准时机，在九月以京师地动为借口将杜乔免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汉王朝已经内斗频频，顺、冲、质、桓、灵五朝统治集团内部中，宦官、外戚之间冤冤相报，东汉中后期握有实权的外戚、宦官，展开了血腥的仇杀，使得朝政越来越黑暗；何进诛阉后，天子长期受制于权臣，几若傀儡，大汉更是进入了苟延残喘阶段。山河日下的颓势，使东汉中后期的皇帝不得不寄希望于用已然位高权轻，差不多是摆设般的三公的去职，去讨好已经“变脸”的天公，而不是靠扭转外戚与宦官的轮流专权，消除政治黑暗，以挽回“天意”；更不知对地震、水灾、旱灾与火灾等自然灾异的削减，并不主要在皇帝一再地下罪己诏、大赦天下与问责三公。
其实早在安帝延光元年，尚书仆射陈忠就已经烛照此中情敝。当时的司空陈褒因为灾异被免官，在这之后全国又发生了些小灾小变，有司认为仍应向三公追责。陈忠对此深表异议：“今之三公，有古之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之任，重于三公，凌夷已来，其渐久矣。”并提出，必须约束并监管尚书的权力，防止他们威福自专。
汉代许多儒学修养很高的宰相心甘情愿引咎辞职
汉代有许多儒学修养很高的宰相对引咎辞职还是心甘情愿的，存在一定的主动性。因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不迷信，但却畏天知命，由此后世许多怀有儒家信仰的政治家与经生对上苍皆是心存敬畏之情，深信天人相互感应的谴吿说。引咎辞职的宰相中不乏名儒贤臣，他们的离职应该是带有以自己的下台勇于为国家担责，为君上分忧解难，并真诚地希求得到上天谅解的色彩。反观当今某些官员面临引咎辞职时，却是一万个不情愿，若非被媒体曝光，很多人不会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
更为重要的是，汉朝宰相因灾异引咎辞职表面是上天一一对应于天子的谴吿说的延伸与汉帝消灾灭异的后续，其实质却暗含或伴随有中国古代特有的救灾“方案”与“措施”，如祈福禳灾、自省巡视与大赦天下、减免赋役等。相对于隋唐之后灾异说的衰微及缺少上天制约的天子，基本对上天极具敬畏的两汉君臣，在至善至尊的天命的威权下，两汉君臣救灾动机还是非常真诚的，其某些措施也是非常到位与见效的。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闫晗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
②（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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