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是“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同时也是“改革”的总体思路。下一步的改革，首先要为政府和市场划定“雷池边界”，使政府在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减少官员的寻租空间。这种改革实际上是“改革者”将改革的目标瞄准自己，动自己的“奶酪”，这就必然要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和反抗。因此，真正有作为的“改革者”，如果依靠自己的勇气和胆量，在社会上产生“同频共振”的反响，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改革的成功，一要做好顶层设计，将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进行系统设计，建立起公平、公正、透明、法治的规则和秩序，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二要列出“权责清单”，将各项事权显明于规则条文之中，避免部门之间的横向推诿和层级之间的纵向推诿，堵住漏洞，填平真空，不给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留下空间；三要为政府、市场划定雷池边界，通过立法明确政府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赋予其刚性，既不应陷于“市场化不足”，亦不应倒向“市场化过度”，同时也为改革者划定刚性的“公私边界”，使得改革者不能随意曲解规则而越雷池半步。
中国的改革是有边界的，因此，改革者是不能“任性”和无限扩张政府权力的。这种边界表现为：一是政治边界，即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一旦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因此，在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时既要一鼓作气，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二是制度边界。中国面临的改革需要突破很多制度障碍，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啃硬骨头，李克强总理说的“壮士断腕”，实际上就是指制度改革和利益调整。全面深化改革如果要取得突破，体制、机制上不突破是不可能的。但是，体制、机制上的突破决不是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实行所谓的私有化，这是改革的制度边界。三是利益边界。改革就是利益调整，就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动一部分的“奶酪”，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顽强反对。因此，改革必须要回应社会的期待，为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实惠。
陈天祥：一个改革派官员，笔者认为必须具有两个突出的素质。一是识大局，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说，能顺应历史潮流，懂得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二是能将要做的事情付诸实践，将事情做好，包括善于决策和懂得运用正确的方法将决策落到实处。
作为一个官员，要想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就必须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络，捕捉历史前进的方向，明白什么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在，并以此确定自己的施政目标。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和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僵化地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即使有再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愿望，结果亦可能事与愿违。
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民的物质生活非常穷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如何尽快地发展本地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就是压倒一切的最重要工作。相应地，人们对自身的权利意识没那么敏感，对强制性的管理方法的容忍度较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诉求会随之变化，逐渐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如完善各种公共设施，以及提高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等，要求政府转变职能，重视民生事业，以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官员仍然将精力集中在招商引资，到头来虽然GDP速度上去了，但民众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应有的实惠，如果政府及其官员管理方法粗糙，不注重与民众的沟通，独断专横，就很容易造成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频发，实际上就与政府及其官员没能及时捕捉民众新的利益诉求，导致思想僵化和决策失误有关。因此，作为一个改革派官员，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以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利益诉求。
